1920年7月，李大釗（右三）、張申府（左四）、鄧中夏（左二）等在北京合影
■一■
1914年夏天，李大釗和陳獨秀相識。1917年，陳獨秀應聘到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擔負改革文科、整頓北大的重任。1918年2月，李大釗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二人開始共事。李大釗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從而形成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的強大陣容。1918年12月，陳獨秀、李大釗共同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開始了他們并肩戰(zhàn)斗的新階段。
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理想追求，合作共事的特殊經歷，一批對他們所從事的共同事業(yè)由景仰者而發(fā)展成為追隨者的有志青年，從而在五四運動后，他們贏得了“南陳北李”的美譽。正如當時的一首嵌名詩所說：“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星照古今。”
為了營救在五四運動中被捕的學生，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游藝場散發(fā)，遭到反動當局逮捕。陳獨秀被捕后，全國輿論一片嘩然，各界強烈譴責北洋政府。迫于輿論壓力，京師警察廳于9月16日釋放了陳獨秀。
李大釗聞聽陳獨秀被釋放，特別高興，當即寫下一首詩《歡迎獨秀出獄》：
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竟戰(zhàn)不勝真理。
什么監(jiān)獄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
相別才有幾十日，這里有了許多更易：
從前我們的“只眼”忽然喪失，
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復啟，
卻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chuàng)的報紙！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嘆惜，
我們現(xiàn)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
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
有許多的好青年，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
“出了研究室便入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便入研究室。”
他們都入了監(jiān)獄，監(jiān)獄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監(jiān)獄里，也不須愁著孤寂沒有伴侶。
陳獨秀
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是北京大學教授，都是《新青年》雜志的骨干，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都是革命的同志。李大釗和陳獨秀的親密關系、戰(zhàn)友情誼，在這首詩中得到最好的印證。
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李大釗對陳獨秀以“只眼”的署名發(fā)表在1919年6月8日《每周評論》上的《研究室與監(jiān)獄》一文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陳獨秀的這篇文章雖不足百字，但通俗明白，思想深刻，文字犀利，振聾發(fā)聵。陳的全文為：
世界文明發(fā)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jiān)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yōu)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fā)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陳獨秀這次坐牢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北京新世界屋頂花園散發(fā)傳單。這些傳單，正是他和李大釗在1919年6月9日共同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正因為如此，1919年6月11日晚陳獨秀一被捕，李大釗心急如焚，立即組織學生，將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四處傳播，希望通過制造社會輿論，給反動當局制造壓力，從而營救陳獨秀。患難見真情，李大釗和陳獨秀之間的戰(zhàn)斗友誼，在五四運動的風雨中經受住了進一步的考驗。李大釗在這首小詩中，連說三遍“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足見李大釗和陳獨秀之間的深情厚誼。
這次陳獨秀的牢獄之災，也使其思想有了較大轉變。陳獨秀最早信奉的是進化思想，隨后又主張向西方學習，提倡“國民政治”“國民運動”，反對搞黨派活動。但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陳獨秀放棄了“國民運動”的主張，認識到“各國內有階級，階級內復有黨派”，“國民”不過是一個空名，并沒有實際的存在。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的時候，陳獨秀針對當時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無政府主義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進行嚴厲的批判。陳獨秀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批判，不僅從正面廣泛宣傳了只有布爾什維主義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真理，而且揭露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反動實質，剝下了它的偽裝。這對幫助一批進步青年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擴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對于這些，胡適曾這樣說：“李大釗在1918年和1919年間，已經開始寫文章稱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了，所以陳獨秀比起李大釗來，在信仰社會主義方面卻是一位后進。”然而，以陳獨秀的聲望和影響，一旦形成堅定的信仰，其號召力和凝聚力，又自然要超過李大釗。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陳獨秀走出監(jiān)獄后，警察廳還對其行蹤進行了嚴密的監(jiān)視，并規(guī)定他如果要離京必須報告。這對于性格倔強的陳獨秀來說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僅對此規(guī)定未予理會，還有了進一步的行動。
1920年1月29日，陳獨秀應汪精衛(wèi)、章士釗邀請，由北京去上海為西南軍政府籌辦西南大學。事成之后，他趕往武漢講學。陳獨秀的“高調”演講在武漢引起轟動，報紙上連日登載報道，這引起湖北當局注意，它命令陳獨秀馬上離開武漢。2月8日晚，陳獨秀由武漢返回北京。當時，警察已在其住處布控。
李大釗認為陳獨秀總受到警察監(jiān)視騷擾，長久下去肯定不是辦法。為了幫助陳獨秀避免遭到迫害，他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離開北京。他們設計了離京路線，決定先到天津。然后，陳獨秀再由天津去上海。據(jù)李、陳二人的朋友高一涵回憶，當時正值年底北京一帶生意人往各地收賬之際，李大釗找了幾本賬簿，裝扮成賬房先生；陳獨秀找了一頂氈帽、一件棉背心，裝扮成老板。兩人雇用了一輛騾車，假裝收賬的樣子，從朝陽門離京南下。由于李大釗是河北樂亭人，講的是北方話，沿途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讓陳獨秀張口，以免露出南方口音。就這樣，二人順利到達天津，陳獨秀立馬購買外國船票，坐船前往上海。從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二人的談話內容旁人已難以知曉。但諸多的記述都表明，李大釗在送陳獨秀的路途中，兩人商談了組織建黨的事。由此，就有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李大釗
■二■
此后，李大釗在北京，陳獨秀在上海，兩人在通信不發(fā)達、相距千里的情況下，又是怎么“相約”的呢？
“相約”之初，一個神秘人物率先走進了李大釗的辦公室。1983年，《彭述之回憶錄》的法文版在法國巴黎出版，第一卷中的《共產國際第一位來華代表》一節(jié)，有這樣幾段記述：
那是1920年年初時節(jié)，我同往常一樣，正在北京大學的辦公室里工作，突然有人敲門。我說：“請進來！”他說：“我就是鮑（波）立維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國人，我名叫荷荷諾夫金。李大釗同志，我向您致敬！……”這位俄人是共產黨黨員，他竟把我也當作一個共產黨人來看待！好一個突擊技術！我馬上表示抗議：“哦！不敢當，我不敢自稱是你們的同志，至少目前還不是呢！”可是，我這位客人反駁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氣啦！我們早就知道您是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您已經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您又是多么熱烈歡呼，怎么能叫我們不把您當作自己人呢？”
他說是受到在伊爾庫斯克第三國際遠東局的委托前來同我聯(lián)系的，目的是在中國創(chuàng)立一個共產黨。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設想，心緒頓時被攪動了。他提出的問題，我必須有點時間來思考一下，即將這個意思告訴他，并向他說明反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適當人物。
他表示很不同意我的看法，像個雄辯家似的，大發(fā)議論道：據(jù)我所知，自從“五四”以來，在中國出現(xiàn)了許多刊物，長篇大論地研討社會主義，有些刊物已經明目張膽地掛起社會主義的招牌。您呢，您是“五四”領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開贊揚俄國革命勝利，而且還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這樣的情形下，難道不該是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的時機嗎？難道您不是發(fā)動這一事業(yè)最可勝任的人嗎？李大釗同志，沒有共產黨，社會主義只是一句空話！
荷荷諾夫金的話打動了我的心。我感覺到他說得有理，但是他提到的這件事情太嚴重了，我不能單獨地解決，于是這樣答復他：在中國惟有魄力發(fā)動創(chuàng)立共產黨這一壯舉的人物是陳獨秀。陳獨秀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是傾向社會主義的。然而，我曉得他同我一樣還從來沒有發(fā)起過組織什么政黨的念頭，可惜他已離開北京去上海了，因此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討您代表共產國際向我們提出的建議。這是需要一些時日的，您是否可以延長在北京的居留時間，以便讓我們作出一個決定？一有著落，我會馬上通知您。
荷荷諾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們的答復，我就立即去信給獨秀。起初，獨秀的反應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考慮一下，然后才決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猶疑漸漸地消散了，我們一致認為對于共產國際的建議再也沒有什么嚴肅的理由加以推卻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復，立即告知荷荷諾夫金，他欣喜極了，急忙趕回伊爾庫斯克，成為陳獨秀和我兩人接受共產國際建議這個佳訊的傳遞者。不多日，我在京見到另一位第三國際代表吳廷康（維經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啟程去上海……
彭述之的這些記述，回憶的是1924年6月李大釗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偶遇到荷荷諾夫金后，向彭述之講述在北京第一次與荷荷諾夫金見面時的情形。
荷荷諾夫金與李大釗進行交談后，得知李大釗與陳獨秀通過書信有了初步共識，便回共產國際進行匯報。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翻譯楊明齋一行到達北京。他們專程來了解中國五四運動的情況。到北京后，首先拜訪了李大釗等人。李大釗為他安排了幾次座談會。在座談中，維經斯基提出了在中國建黨的問題。因李大釗曾與荷荷諾夫金有過交流并與上海的陳獨秀探討過，所以這次對維經斯基的建議，李大釗表示完全贊同，并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同陳獨秀見面。這體現(xiàn)了李大釗認真而穩(wěn)重的作風。他清醒地意識到，經歷五四運動的洗禮，陳獨秀已是振臂一呼、從者甚眾的風云人物。作為發(fā)起者和組織者，沒有任何人比他更合適了。
于是，“南陳北李”的“相約”，就在一前一后兩個“老外”的到訪后，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