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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云逸（1892—1974），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并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他的政治委員任職履歷有：粵贛軍區(qū)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抗日軍政大學第八分校校長，廣西軍區(qū)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等職。他還曾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副書記等職。
1955年，張云逸被授予大將軍銜
■從“險為黃花崗第七十三烈士”到紅7軍軍長■
張云逸，廣東文昌縣（今屬海南）人，原名張運鎰，曾用名張勝之，16歲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旋秘密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廣州之役，張云逸將軍踴躍報名參加“先鋒隊”（即敢死隊），任革命軍炸彈隊隊長。
1911年4月27日，“先鋒隊”隨黃興攻打兩廣總督衙門，激戰(zhàn)半日，終因寡不敵眾，被迫退卻。其時，清軍圍逼，張云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翌日晨，張云逸挎竹籃，佯裝買菜，上街探視，以覓突圍道路。回返之際，見所居民宅清軍林立，所有同志皆被槍殺，血染街頭，而將軍得以幸免。故張云逸將軍自言：“險為黃花崗第七十三烈士。”
1912年，張云逸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學習，畢業(yè)后被同盟會南方支部派入軍閥部隊，從事秘密反袁世凱的斗爭，歷任粵軍排長、連長、營長。
1926年參加北伐戰(zhàn)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25師參謀長、第二方面軍參謀長，與國民黨諸將領友善，交往甚多，如張發(fā)奎、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薛岳、楊虎城等。
1926年11月，張云逸在武漢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時年34歲。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天，張云逸的兒子張光東曾問父親：“當初為何要入黨？”張云逸答：“你太小，你不知道當時的社會有多黑暗。”又說：“我入黨時年齡已經(jīng)很大，薪俸相當高，我是為了解放勞動人民才入黨的。”
1934年1月，張云逸奉博古指示入閩，任中共駐19路軍軍事聯(lián)絡員，與方方共同參與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反蔣之談判。將軍曾撰文《一次重大的失策》，詳述此事。
在北伐戰(zhàn)爭中，張云逸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任職，曾向張發(fā)奎力薦共產(chǎn)黨員盧德銘出任武漢國民政府警衛(wèi)團團長。后來，盧德銘率部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干將。在張云逸的秘密支持和掩護下，第4軍第25師大部分武裝由李碩勛、周士第率領參加了南昌起義。
1929年3月，第一次蔣桂戰(zhàn)爭爆發(fā)，蔣介石取勝，俞作柏、李明瑞從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中分化出來，控制了廣西局勢。7月，張云逸被中共中央派往南寧，由廣東海軍司令陳策舉薦，打入廣西軍閥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隊，被任命為軍官教導總隊總隊長兼警備第4大隊大隊長。1929年10月20日，張云逸和中共中央代表鄧小平在前往百色的途中第一次碰面，并共同策劃和組織了著名的百色起義。
10月，俞作柏、李明瑞冒險反蔣，大敗。俞作柏遠走香港，李明瑞撤到龍州。此時，張云逸果斷地利用南寧警備司令的職權，打開省軍械庫，得步槍五六千支及大炮、電臺和大量彈藥。鄧小平令人備好10余艘汽輪和木船，從水路沿右江而上，運走軍械和彈藥。10月22日，張云逸率領教導總隊與警備第4大隊步行到百色。警備第5大隊則在俞作豫帶領下開到了左江地區(qū)的龍州。
12月11日，百色城頭高舉義旗，宣告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7軍正式誕生。張云逸為軍長，鄧小平為政委和前委書記。是時，左右江紅色區(qū)域有20個縣，100多萬人口，成為當時全國矚目的革命根據(jù)地之一。
1931年1月，紅7軍奉命由全州北上，往江西蘇區(qū)與中央紅軍會師，史稱“小長征”。曾任張云逸將軍隨從醫(yī)生的歐陽山回憶道：紅7軍“小長征”，半年時間竟至千里。張云逸與士兵同薪餉，同衣食，同甘苦，同禍福，布衣蔬食，精神樂觀。每到宿營地，將軍必至炊事班，拾柴、燒火、煮飯、炒菜，忙得不亦樂乎，故大家均稱之為“老火頭軍”。
一天，張云逸將軍于行軍路上見一傷員一瘸一拐地行走，步履艱難，便上前相扶。傷員大懼，避之。將軍不解，人告之曰：此傷員已安置老鄉(xiāng)家，是偷偷跟來的。將軍聞之神情肅然，傳令：“什么東西都可以丟掉，就是不能丟掉傷員。”此語遂遍傳全軍，傷員聞之無不動容奮進。
■力薦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
1931年2月，紅7軍在搶渡樂昌河（即武水）戰(zhàn)斗中，前頭部隊55團在鄧小平政委、李明瑞總指揮帶領下勝利地過了河，后續(xù)部隊被敵炮火截斷。林青（曾參加百色起義，后任第四機械工業(yè)部辦公廳主任）在回憶張云逸的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后續(xù)部隊的張軍長當機立斷，命令58團和軍部直屬隊迅速后撤，迂回于崇山峻嶺中，并妥善安置了傷員。”
張云逸也曾著文回憶此事：“之后，我們回到永新，對湘贛省委提議，我們要去找55團，省委同意了。于是我們從永新南下。這時，55團在李明瑞、許卓兩同志的率領下也正在找我們。（55團到達崇義時，小平同志到中央?yún)R報去了，由許卓代理政委。）”
“文革”中，鄧小平被打倒，造反派質疑此事，問詢于張云逸將軍。將軍答：“鄧小平在崇義離開紅7軍到中央?yún)R報工作，是經(jīng)過前委討論，大家一致同意的。”
據(jù)史載，紅7軍赴江西途中，渡樂昌河，即被敵軍從中攔截。鄧小平率先頭部隊于河東，張云逸殿后于河西，遂斷聯(lián)絡達數(shù)月。故張云逸對家人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在“文革”中，專案組要張云逸寫“揭發(fā)”鄧小平的材料，張云逸斷然回絕：“據(jù)我所知，鄧小平的歷史是清白的。如果說朱（德）毛（澤東）是一體，那么鄧（小平）張（云逸）也是一體的。”
1931年12月起，張云逸歷任中革軍委副參謀長兼作戰(zhàn)局（一局）局長，紅一方面軍副參謀長兼作戰(zhàn)部部長，粵贛軍區(qū)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33年8月，在八一建軍節(jié)之際，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授予張云逸二等“紅星獎章”。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由于國共兩黨意見分歧，軍長人選一直懸而未決。張云逸為此力薦葉挺出面領導抗日。
張云逸與葉挺曾是同學，同為張發(fā)奎部屬，亦同為北伐戰(zhàn)友。為此，張云逸奉黨中央之命，化裝為華僑闊佬，西裝革履，秘密潛入澳門，會見葉挺將軍，力勸其出山任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回憶，張云逸先生的到來，讓他感到如久旱逢甘霖，寒冬見新綠。
全國性抗戰(zhàn)初期，中國共產(chǎn)黨對桂、粵、港、川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成績卓著，張云逸功勞很大。毛澤東曾言：“共產(chǎn)黨能對國民黨將領說話的人不多，張云逸是其一。”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掛牌，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張云逸任參謀長兼第3支隊司令員，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
此后，張云逸參與領導新四軍的組建、整編等工作。《福建民報》1938年2月15日曾刊文記述了張云逸入閩一事：
新編第四軍參謀長張云逸，于前日抵福州，下榻安民巷。福建社記者，于昨日上午７時，前往訪問。張偕政治部主任王助出見，發(fā)表談話如下：本人系廣東瓊崖人，現(xiàn)年40余，過去追隨孫總理多年。曾任炸彈隊隊員（長）。……此次系奉中央命令，派任第四軍參謀長。奉命后即來閩，途經(jīng)廣州，遇葉軍長挺，后入江西……時王助部下正集中江西候命，張即日編組，即與王助從閩北到福州，同行者尚有王秘書柏如。到福州后，張參謀長即晉謁陳主席，接洽一切，當即將隊伍開赴前線殺敵。……談竟，記者興辭而退。
孫克驥將軍曾與筆者言，張云逸將軍入閩后，會見國民黨軍某旅旅長。該旅長酒后得意忘形，吹噓其與蔣介石之師生關系。張將軍問：“我與蔣委員長已多年不見，近來好嗎？”該旅長一愣，張繼曰：“還是民國初年，我們在許崇智幕中共過事，有數(shù)十年了吧。”該旅長大慚。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再次確定了鞏固華北、發(fā)展華中的戰(zhàn)略方針。會議剛結束，毛澤東、王稼祥、劉少奇就聯(lián)名致電項英：“現(xiàn)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新四軍活動，新四軍可否派兩個至三個營交張云逸同志率領過江？”知情者認為，中共中央直接點將要張云逸過江，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張云逸具有卓越的指揮才能，堪當重任。
1940年3月，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糾集八個團兵力，萬余之眾，乘虛進攻新四軍第5支隊后方半塔地區(qū)。張云逸臨危不懼，從容指揮，以教導隊500余人固守半塔，以10團、15團各一部及特務營，從南北兩翼鉗擊圍攻半塔之敵，苦戰(zhàn)七晝夜，半塔陣地固若金湯。陳毅元帥高度評價半塔戰(zhàn)役，曰：“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黃橋。”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張云逸曾囑新四軍供給部部長胡弼亮：“能否辦個煙廠，以解決部隊官兵抽煙問題？”新四軍4師供給部經(jīng)調查后，提出與當?shù)鼗茨先罕姛煵莨煞萦邢薰竞腺Y入股、共同管理之計劃，張云逸接報告后立馬批準。群眾煙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此改名為新群煙草公司，原“神龍”香煙易名“飛馬”。后與路東軍分區(qū)創(chuàng)辦的東聯(lián)煙草公司合并，稱新群煙草總公司。1948年春，新群煙草總公司并入山東大雞煙廠。新中國成立后，濟南、徐州等煙廠均生產(chǎn)過“飛馬”牌香煙。上海卷煙廠名牌“飛馬”煙，亦源于此。
由此推知，當今之“股份制”并非首創(chuàng)，戰(zhàn)爭年代張云逸即倡導實行過。
張云逸（左）與周恩來在一起
■“小長征”與“大長征”■
紅軍長征途中，張云逸協(xié)助劉伯承總參謀長投入進軍川黔計劃的組織實施工作。部隊迫近烏江時，他親自勘察地形、選擇渡口，完成組織突破烏江任務。1935年1月，奉毛澤東指示，張云逸親率工兵部隊架設江界河浮橋，保障紅一軍團主力部隊和中央軍委直屬縱隊渡過烏江，甩掉國民黨“追剿”縱隊，占領遵義。
張云逸晚年回憶：“什么是大事？部隊過烏江時，毛主席指示去架橋，架橋便是大事。我這一生，有兩件事值得驕傲：一是率領紅7軍進行‘小長征’，二是隨毛主席參加‘大長征’。”
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一天，房東大娘患腹痛，張云逸急忙穿田埂、越溝壑，小跑至軍部門診所，請醫(yī)生去診治。又一日，張云逸夫人患頭痛，警衛(wèi)員至門診所請醫(yī)生，欲往，遇張云逸。張云逸說：“以后凡是我家屬有病，只要她自己能走來看的，不要門診所派人來。”對此，原新四軍司令部門診所醫(yī)生沈華新回憶曰：“那時軍部駐江蘇阜寧縣停翅港。將軍風范，終生難忘啊！”
原新四軍參謀處參謀李曉光回憶，解放戰(zhàn)爭時期某日，他發(fā)高燒，張云逸聞之，夜持湯水，為其沐腳，并安排醫(yī)生診治。李曉光嗚咽曰：“首長待我如父母，我愈不自安矣。”
某日，張云逸乘坐吉普車趕路。途中，遇一群傷兵攔阻，強行乘車。警衛(wèi)員告之：“這是副軍長的車。”傷兵見其身著長衫，且敝垢點點，不信，欲驅之下車。后當?shù)乜h公安局急調一個班來解圍。傷兵始信其為大官，皆面面相覷，誠惶誠恐。將軍則微笑下車問傷兵，緣何攔車。傷兵答，到某地集中，糧票已用完。將軍當即批條子，為這批傷兵解決了糧票問題。
張云逸對文電要求極嚴謹。某日，張云逸見一份電文中有“河流一岸”語，召參謀曰：“是河流的左岸還是右岸？”參謀即改為“河流左岸”。張云逸又曰：“必須寫上河流流向，否則會引起誤解。”張云逸規(guī)定，凡起草文電，不準用草書，“一般”“可能”“大概”“或者”等語，均戒之。
某日，抗大八分校舉行開學典禮，時任新四軍副軍長兼抗大八分校校長的張云逸與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同時出席。會間，張云逸起立，向鄧子恢敬禮，并請其作指示。有人提出：“副軍長向政治部主任請示報告，不合禮儀。”張云逸曰：“我雖是副軍長，但也是學校校長，學校校長向軍政治部主任請示報告，有何不可？”聞者稱其知書達禮，謙虛謹慎。
中共七大期間，陳毅去了延安，張云逸代理新四軍軍長。但在代理軍長期間，他都是以副軍長的名義下命令，從來沒有用過代軍長的名義。
抗戰(zhàn)時期，成仿吾曾致函陳毅、張云逸，要求發(fā)一把手槍和一把提琴。成仿吾曰：“手槍以自衛(wèi)，提琴以教學。”陳毅閱函喜曰：“文人持戈，抗戰(zhàn)必勝。”張云逸當即揮毫批曰：“劍膽琴心，精神可嘉，速辦！”
廣西解放后，張云逸任廣西省委書記，廣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qū)司令員兼政委等職。張云逸居南寧市桃源路３號，常布衣出行，入市肆，與市民并坐而談；走農(nóng)家，與農(nóng)夫共話桑麻。
某日，張云逸驅車往柳州，途中見兩樵夫于山坡打柴，即下車與之拍肩交談。其時廣西匪患甚烈，警衛(wèi)見樵夫手持砍刀，甚為緊張，而張云逸談笑自如，良久方上車。又某日，將軍驅車往百色，途中見山林起火，即令司機停車，與當?shù)厝罕娨坏郎仙綔缁稹Ｈ搜裕?/span>“張將軍毫無官場習氣，猶是書生本色。”
1950年11月14日，毛澤東致電葉劍英、方方并告鄧子恢、譚政及張云逸、莫文驊、陳漫遠、李天佑，嚴厲批評廣西剿匪形勢：“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工作中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領導方法上有嚴重缺點。”并囑葉劍英前往廣西幫助剿匪。
同年11月22日，張云逸與莫文驊、陳漫遠、李天佑致電毛澤東并鄧子恢、譚政、葉劍英，對廣西剿匪工作作初步檢討。
1951年2月中旬，張云逸患病至廣州休養(yǎng)。3月14日，張云逸致函毛澤東：“我因工作中不善衛(wèi)生，致身體不好，妨礙工作，有負您和中央委托，殊為不安。”又云：“醫(yī)師們建議宜作數(shù)月的療養(yǎng)，始能康復。知關垂注，謹此奉告。”
毛澤東回函許之。此后，張云逸即脫離廣西工作，先后至蘇聯(lián)及國內各地療養(yǎng)。
張云逸兒子張光東回憶，自己從小學讀到高中，每次履歷表家長那一欄，父親都要求只填母親名字，不準填他的名字。1965年，張光東考上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他問父親，上大學了，這表怎么填？
張云逸回答：“還是填你媽媽，不要填我。”
張光東問：“為什么我不填父親？”
張云逸答：“媽媽也是家長，這沒問題呀！”
張光東問：“那人家問我父親呢，我怎么回答？”
張云逸想了一下，說：“那你說你父親出差了。”
張光東回憶，自己讀書時，老師、同學基本上都不知道自己是張云逸大將的兒子。
“文革”中，張云逸于案頭手抄兩塊毛主席語錄牌，其一曰：“共產(chǎn)黨員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其二曰：“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tài)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態(tài)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凡造反派來外調，張云逸必先念語錄，后回答問題。張云逸言此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本文資料來源于莫文驊、孫克驥、余光茂、李曉光等采訪筆記，并參閱了張云逸的《一次重大的失策》，丁芒的《張云逸將軍軼事》，沈華新的《憶張云逸副軍長的幾件事》，歐陽山的《難忘的日日夜夜》，張遠之、王婷文的《敬愛的父親，我們永遠懷念您》等文章，一并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