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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在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起草前后
來源：《黨史博覽》2015年第4期 作者：史義軍 點擊次數(shù)：
1979年10月1日，是國慶30周年紀念日。此前，1978年12月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9年初，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又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當時人們的思想獲得了極大的解放，但也存在著一些需要解答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如何認識1957年到1965年的工作；關于“文化大革命”；怎樣理解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30年來所走過的道路，對這段歷史時期的經(jīng)驗和教訓作出總結，已迫在眉睫。這個歷史任務，是通過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所作的重要講話來初步實現(xiàn)的。
■胡耀邦提議為國慶30周年準備一篇重要文章■
1979年初，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在部署全年宣傳工作時，提出要為國慶30周年準備一篇重要講話稿。鄧力群在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也提到是胡耀邦提議為國慶30周年準備一篇重要文章的。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jīng)Q定，新中國成立30周年國慶由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作重要講話。
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直接領導下，胡耀邦負責成立起草小組。小組由15人組成，負責人是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副院長鄧力群，主要成員有袁木、盧之超等。此后，起草小組寫出了紀念國慶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的宣傳提綱。
7月6日、11日、13日，中宣部召開三次會議，討論紀念國慶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的宣傳提綱。胡耀邦主持會議，參加者除中宣部四位副部長朱穆之（常務副部長）、黃鎮(zhèn)（兼文化部部長）、張香山（兼廣播局局長）和廖景丹（分管報刊）外，還有北京思想理論宣傳戰(zhàn)線各部門負責人。在討論宣傳提綱時，就是否將批判馮蘭瑞等人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聯(lián)合發(fā)言《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的理論觀點寫入宣傳提綱發(fā)生了爭論。經(jīng)過討論，胡耀邦刪掉了宣傳提綱中要批馮蘭瑞等人發(fā)言的文字。
8月12日初稿出來后，在北京范圍內召集中央和國務院100人進行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李昌提出在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還應進行精神文明建設。這個意見后來被寫入講話稿。
■鄧小平關于講話稿的談話■
1979年8月下旬，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鄧小平就講話稿初稿提出了意見。鄧小平指出：
討論稿子的簡報我都看過了，很多意見是好的。總的印象是，講理論的東西多了，概念的東西多了，讀后感到沉悶，需要作大的修改。在第一部分，對歷史是應該做點回顧的，但要把它明確地概括為幾條，文字盡量短一點。在第二部分，對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概括成為幾個特點，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從林彪、“四人幫”的事件中間得出幾條基本的教訓，要寫得很準確。在第三部分，寫今后為了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宏偉目標，我們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是什么。
9月1日，起草小組寫出第二稿，送鄧小平審閱。9月4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談話。鄧小平說：
看了兩遍。架子可以，主要是對毛主席怎樣講。稿子上講得太弱了。在30年的歷史上毛主席還是有偉大功績的。
我們有正面經(jīng)驗，也有反面經(jīng)驗，兩方面的經(jīng)驗經(jīng)過總結，教育了我們人民，教育了我們黨。說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引我們前進的指南，正是因為這樣，我們黨就站住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也站住了。必須這樣講，不這樣講不行。現(xiàn)在的調子即使十二大也不能講，前進得太多了。
過去的三十年是堅持、發(fā)揚四項基本原則同背離、破壞四項原則的斗爭。我在理論務虛會上講了四項原則。要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講話。毛主席制定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正確的。錯誤在于我們沒有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兩類矛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都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十七年不好說犯了什么路線錯誤。1957年反右是需要的。確實有一些人反對共產黨，殺氣騰騰。在這以前有梁漱溟講九天九地，后來章羅聯(lián)盟主張輪流坐莊。右派平反了，不等于這些人當時沒有錯誤，當然錯誤性質不一樣。1958、1959年確實是很大挫折……1958年主席在鄭州會議上即說要發(fā)展商品生產，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受了一點挫折，但1960年下半年即制定了“農業(yè)六十條”，后來開了七千人大會。1962年周總理、陳云同志調整經(jīng)濟的措施很有效，1964年開始形勢就很好了，正是在困難時候我們還清了蘇聯(lián)的欠款，說明中國人是有骨氣的。我們的黨、軍隊和人民長期受到毛主席的教育和指導，毛主席一系列理論、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三十年的挫折和損失還是由于離開了毛主席的路線、方針、政策，毛主席應在文章中占有他應有的地位。多寫一些毛主席為中國黨、中國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周總理保護過許多老同志，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說話，周總理也是不行的，毛主席不保我，我活不過七十五歲，對喬木同志更采取了特別保護。冤假錯案的糾正也還是毛主席開辟了道路，華國鋒同志當時印發(fā)了幾十個案例，毛主席還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中美、中日建立關系。今天外交的格局是毛主席奠定的。粉碎“四人幫”以后的三年是把工作恢復到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爭取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也是毛主席制定的，我們不是離開毛主席的路線，而是這條路線受到干擾、破壞，我們加以恢復。現(xiàn)在要注意有從右的方面攻擊黨的人也打著維護毛主席的旗號，這是一個新動向。稿子還是要講批判“左”的和右的方面來的干擾。在一部分人中確實有思想混亂，一是來自“左”的，一是來自右的，多數(shù)人是一個再教育的問題。只要工作做得好，多數(shù)人是可以轉化的，“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反對四個堅持。其中有很多人是不懂事，不懂歷史，沒有生活經(jīng)驗，對這些人要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四個現(xiàn)代化目標十分宏偉，但實現(xiàn)還有一個奮斗過程，生活要改善，但很難立刻改善，還要艱苦奮斗，要批判自由化的傾向，批判美化資本主義。舊中國那時有什么合資條例？帝國主義是侵略、掠奪，愿怎么辦就怎么辦。現(xiàn)在搞出條例，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是獨立的，人家不得不尊重我國的主權。
講民主，過去不是沒有民主，否則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哪里能夠那么發(fā)揮，有錯誤也能克服。我們要的是什么樣的政治局面？還要講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許以任何形式搞動亂，還要提應守紀律，提倡好的道德風尚，提倡熱愛黨、祖國、人民，表揚和歌頌英勇、勤勞，克服困難的精神。
有些語言要改一下：
“林彪、‘四人幫’破壞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他們是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今天更是如此，對社會主義制度要有高度信心，不要發(fā)生動搖，這是我們的基礎、前進陣地，還是要鼓舞信心。
“反對個人迷信”，“抬轎子，吹喇叭”，換一個說法。
要把“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寫上，“實事求是”不要加上，這是不同類型的問題，加上會被人曲解為能搞多少搞多少。
組織路線問題，丁肇中班子發(fā)現(xiàn)膠子。要考慮在什么條件下才能發(fā)現(xiàn)人才，培養(yǎng)人才，形成四個現(xiàn)代化的隊伍。
我們黨和人民是真正搞毛澤東思想，是完整、準確地付諸實現(xiàn)，不是搞片言只語。
此后，胡喬木根據(jù)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主持修改完成了第三稿，9月10日又送鄧小平審閱。9月12日，鄧小平又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鄧小平指出：
我們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紀律，要個人心情舒暢，也要統(tǒng)一意志。我們說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就是要使這兩個方面都得到保證。現(xiàn)在的情況是既缺乏民主和自由，也缺乏集中和紀律。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更缺乏集中和紀律；既缺乏個人心情舒暢，又缺乏統(tǒng)一意志，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更缺乏統(tǒng)一意志。不能只保證民主，不保證集中；只保證自由，不保證紀律；只保證個人心情舒暢，不保證統(tǒng)一意志。例如法制要保證控告的民主權利，也要制裁誣告的權利等等。有關部門要逐步制定出版法、集會法等法律。從這兩方面做出規(guī)定，不允許個別人利用我們的空子搞動亂。
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十多年把國內政治局面搞亂了，社會風氣搞壞了。直到現(xiàn)在在一部分人中間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還在泛濫。林彪、“四人幫”毒害了一代人。對這一代人，特別是青年，有個再教育的問題。各級干部，包括老干部，也有個再教育的問題。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讓他們尊重集中，遵守紀律，顧全大局，先公后私，并在全國人民中逐步恢復和發(fā)揚我們曾經(jīng)有過的好的道德風尚。講話稿沒有這方面的內容，要加進去。要講加強紀律性、組織性，強調批評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現(xiàn)在有的從“左”的方面，也有的從右的方面，來助長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兩個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當前思想狀況，有針對性地講問題，進行教育和再教育。
批判少數(shù)個人目的在于搞動亂的人使社會不安定、不安寧。這種人很少，問題是對大多數(shù)人進行教育。只要大多數(shù)人教育好了，這種人就孤立了。批評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要講究方式，做好了教育大多數(shù)就專門打擊極少數(shù)，制止他們的不法行為。我們不能允許他們借口保護自己的什么人權，侵犯廣大人民群眾和國家的利益。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人權問題，歷來有自己的看法。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就是使開頭講的兩個方面都得到保證。要以鮮明的態(tài)度批判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逐步做到根絕這些東西。
企業(yè)管理也是既缺乏民主，更缺乏集中。一個企業(yè)要管好，沒有集中怎么行？這次講話可以不講。
與此相關，還有一個“長官意志”。我們批評“長官意志”是說經(jīng)濟發(fā)展有其自己的規(guī)律，不憑某一個“長官”的意志可以改變的，要求尊重客觀規(guī)律，實事求是。擔負領導職務的同志，尤其應當尊重客觀規(guī)律，實事求是。離開這個基礎，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措施、辦法，就會是不正確的。但這并不是說，管一個企業(yè)、一個部門、一個地區(qū)的工作，負責人可以不要有意志，搞成“長官”無意志、政府無主意。現(xiàn)在一批評“長官意志”，有些干部就不愿管事，不敢負責，這樣不行。對“長官意志”，要進行分析。這個問題這次也可以不說。
“毛澤東同志對林彪、‘四人幫’上臺不能說沒有責任”，想個提法，特別是“上臺”的字眼要換一下。這一稿講主席的功績講夠了，很好。
寫上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這就是毛主席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繼承，而且加上了新的內容，這個寫法好。
國際部分，只講反對霸權主義不行，還是講反對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殖民主義。還要講支持巴勒斯坦，改為反對以色列擴張主義。
我過去講過可以搞“第三次國共合作”。這次講不合適，還不是時候。蔣經(jīng)國總是說，國共合作，國民黨吃虧，不愿意干，你講合作他不搭理，影響不好。
■鄧力群在社會科學院雙周會上傳達鄧小平講話■
1979年9月14日上午，鄧力群在社科院雙周座談會上作《關于葉帥報告修改過程并傳達小平同志兩次指示的講話》，他說：
這次雙周會提前在上午開，因為下午有事。
葉帥要在國慶30周年作一次報告。現(xiàn)在尚未定稿，還在討論，但基本上差不多了。我把起草過程中的醞釀說一下。將來發(fā)表后，我們作為共產黨員同黨的方針、政策要保證一致性。在公開刊物上，按黨章黨法，有義務按葉帥講話宣傳、解釋、論證。準備還找一部分黨外人士參加討論。要加強黨員干部的組織紀律性。小平同志三令五申，但黨內很多同志自覺不自覺地不遵守這一條。有的同志對中央已定的東西，在寫文章、發(fā)表意見時表示不同意。小平同志說這次執(zhí)行八字方針比上次有有利方面，經(jīng)濟基礎比過去雄厚，但不利方面是干部、工人的組織紀律性差了。有的領導干部自行其是。在理論工作者中間不聽中央招呼的現(xiàn)象也不是極個別的。葉帥文章發(fā)表后要保證堅決貫徹，統(tǒng)一步調，一致行動。
鄧力群在講話中還著重講了對30年如何看的問題，他說：
30年可以分成頭八年（1949—1957年），包括恢復時期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五年。黨的路線完全正確。三大改造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史上的創(chuàng)舉。進行如此偉大的改造，生產未下降，社會未受破壞，采取了許多適合中國情況的方針、政策，接受蘇聯(lián)、東歐的一些失敗的教訓，成績有目共睹。黨內黨外，工人農民一致是這樣看的。
九年（1958—1966年）在經(jīng)濟上受到一次挫折，給人民造成比較大的損害。黨的路線確實受到了干擾，但總的來講不能說九年有個什么路線錯誤，但發(fā)現(xiàn)了錯誤，改正了錯誤。這中間包含了沒有經(jīng)驗和不謹慎。包括毛主席，有些錯誤做法，是他提出來的，但最早提出糾正的也是毛主席。堅決地自始至終正視、改正這些錯誤的也是毛主席。自己犯了錯誤，又自己改正了錯誤。盡管錯誤嚴重，但同一條錯誤路線是有嚴格區(qū)別的。
第三段（1967—1976年）的十年，黨的領導、毛主席是有錯誤的，但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破壞性質不同，要加以區(qū)別。林彪、“四人幫”利用我們的錯誤推行到極端，強行推行一條“左”傾路線。他們是反革命陰謀集團、兩面派，用反革命兩手對付我們，確實在十年中造成大破壞。但應公正地指出，林彪集團是毛主席領導粉碎的，“四人幫”的問題也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毛主席作了不少斗爭。如果不是毛主席提出來，我們粉碎“四人幫”的斗爭會困難得多。
9月1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原則通過講話稿后，又發(fā)給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同時征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再作修改。然后提交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
9月24日，講話稿根據(jù)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黨外人士的意見修改完成后送鄧小平最后審定。
9月25日至2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了葉劍英的這個講話稿。全會認為講話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功績，全面回顧了新中國成立30年來的戰(zhàn)斗歷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極左路線，初步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jīng)驗，明確指出了進一步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精神的努力方向。這個講話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性文獻，它提出了今后的奮斗目標，強調在進行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的同時，還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對統(tǒng)一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有重大意義。
9月29日，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作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
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30年來所走過的道路，對這段歷史時期的經(jīng)驗和教訓作出總結，已迫在眉睫。這個歷史任務，是通過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所作的重要講話來初步實現(xiàn)的。
■胡耀邦提議為國慶30周年準備一篇重要文章■
1979年初，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在部署全年宣傳工作時，提出要為國慶30周年準備一篇重要講話稿。鄧力群在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也提到是胡耀邦提議為國慶30周年準備一篇重要文章的。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jīng)Q定，新中國成立30周年國慶由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作重要講話。
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直接領導下，胡耀邦負責成立起草小組。小組由15人組成，負責人是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副院長鄧力群，主要成員有袁木、盧之超等。此后，起草小組寫出了紀念國慶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的宣傳提綱。
7月6日、11日、13日，中宣部召開三次會議，討論紀念國慶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的宣傳提綱。胡耀邦主持會議，參加者除中宣部四位副部長朱穆之（常務副部長）、黃鎮(zhèn)（兼文化部部長）、張香山（兼廣播局局長）和廖景丹（分管報刊）外，還有北京思想理論宣傳戰(zhàn)線各部門負責人。在討論宣傳提綱時，就是否將批判馮蘭瑞等人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聯(lián)合發(fā)言《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的理論觀點寫入宣傳提綱發(fā)生了爭論。經(jīng)過討論，胡耀邦刪掉了宣傳提綱中要批馮蘭瑞等人發(fā)言的文字。
8月12日初稿出來后，在北京范圍內召集中央和國務院100人進行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李昌提出在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還應進行精神文明建設。這個意見后來被寫入講話稿。
■鄧小平關于講話稿的談話■
1979年8月下旬，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鄧小平就講話稿初稿提出了意見。鄧小平指出：
討論稿子的簡報我都看過了，很多意見是好的。總的印象是，講理論的東西多了，概念的東西多了，讀后感到沉悶，需要作大的修改。在第一部分，對歷史是應該做點回顧的，但要把它明確地概括為幾條，文字盡量短一點。在第二部分，對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概括成為幾個特點，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從林彪、“四人幫”的事件中間得出幾條基本的教訓，要寫得很準確。在第三部分，寫今后為了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宏偉目標，我們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是什么。
9月1日，起草小組寫出第二稿，送鄧小平審閱。9月4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談話。鄧小平說：
看了兩遍。架子可以，主要是對毛主席怎樣講。稿子上講得太弱了。在30年的歷史上毛主席還是有偉大功績的。
我們有正面經(jīng)驗，也有反面經(jīng)驗，兩方面的經(jīng)驗經(jīng)過總結，教育了我們人民，教育了我們黨。說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引我們前進的指南，正是因為這樣，我們黨就站住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也站住了。必須這樣講，不這樣講不行。現(xiàn)在的調子即使十二大也不能講，前進得太多了。
過去的三十年是堅持、發(fā)揚四項基本原則同背離、破壞四項原則的斗爭。我在理論務虛會上講了四項原則。要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講話。毛主席制定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正確的。錯誤在于我們沒有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兩類矛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都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十七年不好說犯了什么路線錯誤。1957年反右是需要的。確實有一些人反對共產黨，殺氣騰騰。在這以前有梁漱溟講九天九地，后來章羅聯(lián)盟主張輪流坐莊。右派平反了，不等于這些人當時沒有錯誤，當然錯誤性質不一樣。1958、1959年確實是很大挫折……1958年主席在鄭州會議上即說要發(fā)展商品生產，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受了一點挫折，但1960年下半年即制定了“農業(yè)六十條”，后來開了七千人大會。1962年周總理、陳云同志調整經(jīng)濟的措施很有效，1964年開始形勢就很好了，正是在困難時候我們還清了蘇聯(lián)的欠款，說明中國人是有骨氣的。我們的黨、軍隊和人民長期受到毛主席的教育和指導，毛主席一系列理論、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三十年的挫折和損失還是由于離開了毛主席的路線、方針、政策，毛主席應在文章中占有他應有的地位。多寫一些毛主席為中國黨、中國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周總理保護過許多老同志，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說話，周總理也是不行的，毛主席不保我，我活不過七十五歲，對喬木同志更采取了特別保護。冤假錯案的糾正也還是毛主席開辟了道路，華國鋒同志當時印發(fā)了幾十個案例，毛主席還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中美、中日建立關系。今天外交的格局是毛主席奠定的。粉碎“四人幫”以后的三年是把工作恢復到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爭取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也是毛主席制定的，我們不是離開毛主席的路線，而是這條路線受到干擾、破壞，我們加以恢復。現(xiàn)在要注意有從右的方面攻擊黨的人也打著維護毛主席的旗號，這是一個新動向。稿子還是要講批判“左”的和右的方面來的干擾。在一部分人中確實有思想混亂，一是來自“左”的，一是來自右的，多數(shù)人是一個再教育的問題。只要工作做得好，多數(shù)人是可以轉化的，“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反對四個堅持。其中有很多人是不懂事，不懂歷史，沒有生活經(jīng)驗，對這些人要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四個現(xiàn)代化目標十分宏偉，但實現(xiàn)還有一個奮斗過程，生活要改善，但很難立刻改善，還要艱苦奮斗，要批判自由化的傾向，批判美化資本主義。舊中國那時有什么合資條例？帝國主義是侵略、掠奪，愿怎么辦就怎么辦。現(xiàn)在搞出條例，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是獨立的，人家不得不尊重我國的主權。
講民主，過去不是沒有民主，否則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哪里能夠那么發(fā)揮，有錯誤也能克服。我們要的是什么樣的政治局面？還要講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許以任何形式搞動亂，還要提應守紀律，提倡好的道德風尚，提倡熱愛黨、祖國、人民，表揚和歌頌英勇、勤勞，克服困難的精神。
有些語言要改一下：
“林彪、‘四人幫’破壞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他們是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今天更是如此，對社會主義制度要有高度信心，不要發(fā)生動搖，這是我們的基礎、前進陣地，還是要鼓舞信心。
“反對個人迷信”，“抬轎子，吹喇叭”，換一個說法。
要把“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寫上，“實事求是”不要加上，這是不同類型的問題，加上會被人曲解為能搞多少搞多少。
組織路線問題，丁肇中班子發(fā)現(xiàn)膠子。要考慮在什么條件下才能發(fā)現(xiàn)人才，培養(yǎng)人才，形成四個現(xiàn)代化的隊伍。
我們黨和人民是真正搞毛澤東思想，是完整、準確地付諸實現(xiàn)，不是搞片言只語。
此后，胡喬木根據(jù)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主持修改完成了第三稿，9月10日又送鄧小平審閱。9月12日，鄧小平又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鄧小平指出：
我們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紀律，要個人心情舒暢，也要統(tǒng)一意志。我們說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就是要使這兩個方面都得到保證。現(xiàn)在的情況是既缺乏民主和自由，也缺乏集中和紀律。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更缺乏集中和紀律；既缺乏個人心情舒暢，又缺乏統(tǒng)一意志，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更缺乏統(tǒng)一意志。不能只保證民主，不保證集中；只保證自由，不保證紀律；只保證個人心情舒暢，不保證統(tǒng)一意志。例如法制要保證控告的民主權利，也要制裁誣告的權利等等。有關部門要逐步制定出版法、集會法等法律。從這兩方面做出規(guī)定，不允許個別人利用我們的空子搞動亂。
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十多年把國內政治局面搞亂了，社會風氣搞壞了。直到現(xiàn)在在一部分人中間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還在泛濫。林彪、“四人幫”毒害了一代人。對這一代人，特別是青年，有個再教育的問題。各級干部，包括老干部，也有個再教育的問題。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讓他們尊重集中，遵守紀律，顧全大局，先公后私，并在全國人民中逐步恢復和發(fā)揚我們曾經(jīng)有過的好的道德風尚。講話稿沒有這方面的內容，要加進去。要講加強紀律性、組織性，強調批評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現(xiàn)在有的從“左”的方面，也有的從右的方面，來助長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兩個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當前思想狀況，有針對性地講問題，進行教育和再教育。
批判少數(shù)個人目的在于搞動亂的人使社會不安定、不安寧。這種人很少，問題是對大多數(shù)人進行教育。只要大多數(shù)人教育好了，這種人就孤立了。批評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要講究方式，做好了教育大多數(shù)就專門打擊極少數(shù)，制止他們的不法行為。我們不能允許他們借口保護自己的什么人權，侵犯廣大人民群眾和國家的利益。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人權問題，歷來有自己的看法。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就是使開頭講的兩個方面都得到保證。要以鮮明的態(tài)度批判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逐步做到根絕這些東西。
企業(yè)管理也是既缺乏民主，更缺乏集中。一個企業(yè)要管好，沒有集中怎么行？這次講話可以不講。
與此相關，還有一個“長官意志”。我們批評“長官意志”是說經(jīng)濟發(fā)展有其自己的規(guī)律，不憑某一個“長官”的意志可以改變的，要求尊重客觀規(guī)律，實事求是。擔負領導職務的同志，尤其應當尊重客觀規(guī)律，實事求是。離開這個基礎，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措施、辦法，就會是不正確的。但這并不是說，管一個企業(yè)、一個部門、一個地區(qū)的工作，負責人可以不要有意志，搞成“長官”無意志、政府無主意。現(xiàn)在一批評“長官意志”，有些干部就不愿管事，不敢負責，這樣不行。對“長官意志”，要進行分析。這個問題這次也可以不說。
“毛澤東同志對林彪、‘四人幫’上臺不能說沒有責任”，想個提法，特別是“上臺”的字眼要換一下。這一稿講主席的功績講夠了，很好。
寫上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這就是毛主席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繼承，而且加上了新的內容，這個寫法好。
國際部分，只講反對霸權主義不行，還是講反對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殖民主義。還要講支持巴勒斯坦，改為反對以色列擴張主義。
我過去講過可以搞“第三次國共合作”。這次講不合適，還不是時候。蔣經(jīng)國總是說，國共合作，國民黨吃虧，不愿意干，你講合作他不搭理，影響不好。
■鄧力群在社會科學院雙周會上傳達鄧小平講話■
1979年9月14日上午，鄧力群在社科院雙周座談會上作《關于葉帥報告修改過程并傳達小平同志兩次指示的講話》，他說：
這次雙周會提前在上午開，因為下午有事。
葉帥要在國慶30周年作一次報告。現(xiàn)在尚未定稿，還在討論，但基本上差不多了。我把起草過程中的醞釀說一下。將來發(fā)表后，我們作為共產黨員同黨的方針、政策要保證一致性。在公開刊物上，按黨章黨法，有義務按葉帥講話宣傳、解釋、論證。準備還找一部分黨外人士參加討論。要加強黨員干部的組織紀律性。小平同志三令五申，但黨內很多同志自覺不自覺地不遵守這一條。有的同志對中央已定的東西，在寫文章、發(fā)表意見時表示不同意。小平同志說這次執(zhí)行八字方針比上次有有利方面，經(jīng)濟基礎比過去雄厚，但不利方面是干部、工人的組織紀律性差了。有的領導干部自行其是。在理論工作者中間不聽中央招呼的現(xiàn)象也不是極個別的。葉帥文章發(fā)表后要保證堅決貫徹，統(tǒng)一步調，一致行動。
鄧力群在講話中還著重講了對30年如何看的問題，他說：
30年可以分成頭八年（1949—1957年），包括恢復時期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五年。黨的路線完全正確。三大改造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史上的創(chuàng)舉。進行如此偉大的改造，生產未下降，社會未受破壞，采取了許多適合中國情況的方針、政策，接受蘇聯(lián)、東歐的一些失敗的教訓，成績有目共睹。黨內黨外，工人農民一致是這樣看的。
九年（1958—1966年）在經(jīng)濟上受到一次挫折，給人民造成比較大的損害。黨的路線確實受到了干擾，但總的來講不能說九年有個什么路線錯誤，但發(fā)現(xiàn)了錯誤，改正了錯誤。這中間包含了沒有經(jīng)驗和不謹慎。包括毛主席，有些錯誤做法，是他提出來的，但最早提出糾正的也是毛主席。堅決地自始至終正視、改正這些錯誤的也是毛主席。自己犯了錯誤，又自己改正了錯誤。盡管錯誤嚴重，但同一條錯誤路線是有嚴格區(qū)別的。
第三段（1967—1976年）的十年，黨的領導、毛主席是有錯誤的，但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破壞性質不同，要加以區(qū)別。林彪、“四人幫”利用我們的錯誤推行到極端，強行推行一條“左”傾路線。他們是反革命陰謀集團、兩面派，用反革命兩手對付我們，確實在十年中造成大破壞。但應公正地指出，林彪集團是毛主席領導粉碎的，“四人幫”的問題也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毛主席作了不少斗爭。如果不是毛主席提出來，我們粉碎“四人幫”的斗爭會困難得多。
9月1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原則通過講話稿后，又發(fā)給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同時征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再作修改。然后提交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
9月24日，講話稿根據(jù)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黨外人士的意見修改完成后送鄧小平最后審定。
9月25日至2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了葉劍英的這個講話稿。全會認為講話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功績，全面回顧了新中國成立30年來的戰(zhàn)斗歷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極左路線，初步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jīng)驗，明確指出了進一步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精神的努力方向。這個講話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性文獻，它提出了今后的奮斗目標，強調在進行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的同時，還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對統(tǒng)一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有重大意義。
9月29日，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作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