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究竟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哪些內容■

五四運動后的李大釗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從哪里來的？是通過怎樣的渠道而來的？在很多人看來，既然李大釗很早就關注俄國革命，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當來源于蘇俄。實際上，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受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先驅者河上肇思想影響的結果，是通過日本渠道而來的。

1919年初，河上肇在日本創(chuàng)辦《社會問題研究》，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后來成為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問題研究》從第1期起連載河上肇撰寫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文，引起了李大釗濃厚的興趣。他開始用較多的時間進一步搜集資料，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加以研究。

按照《新青年》編輯部預先排定的順序，李大釗負責編輯該刊第6卷第5號。他決定編輯“馬克思研究號”，集中刊出介紹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由于《新青年》雜志出版脫期，故第6卷第5號實際上到1919年9月才出版。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就是在這段時間里潛心研究的成果。

由于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歡迎態(tài)度、較好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和長期以來對歷史的興趣，同時也由于用作藍本的河上肇文章的幫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具有獨特的思想深度。

過去學界同人公認李大釗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這是沒有問題的。但細讀他的這篇代表作卻發(fā)現，李大釗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馬、恩晚年的思想，故他用“自相矛盾”“總覺有牽強”的評說，委婉地批評了主張暴力革命的“偏蔽”，而強調“民主”和“人道主義”。他莊嚴地宣告：“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的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

實際上，李大釗不強調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與其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觀”來自河上肇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的《續(xù)經濟學研究》有關。

李大釗介紹較多的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價值學說。

關于唯物史觀，他指出，唯物史觀的基本要點是承認社會經濟的構造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的發(fā)展變動“是有不可抗性的”，它能夠影響其他社會現象，“而不能與其他社會現象發(fā)生相互的影響，或單受別的社會現象的影響”。“經濟構造是社會的基礎構造，全社會的表面構造，都依著它遷移變化。”經濟構造變化有其“最高動因”，對此最高動因，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有人認為最高動因在于人口的過多增加，馬克思則認為此最高動因是社會生產力。

李大釗確信唯物史觀的這些原理是正確的。他舉了一些法律、宗教現象證明經濟現象的主動和不受他種現象左右。至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他引用河上肇摘譯的有關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若干段落，指出其中有兩個要點：

一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關于人類文化的說明”，它認為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結構。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即一切精神的現象構成社會的表層結構，這些表層結構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而變化，而導致基礎結構變動的最高動因則是生產力。生產力是主動的東西，人類意識絲毫不能給它以影響，而它卻決定人類的精神、意識、主義、思想，使其適應它的發(fā)展。

二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即是社會組織進化論。它認為生產力與生產組織有密切關系，生產力一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之變動。生產力是不斷發(fā)展的，當最初助長生產力發(fā)展的社會組織不能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程度，反而束縛、妨礙生產力發(fā)展時，生產力與此社會組織之間便會產生愈來愈尖銳的沖突，結局是舊的社會組織非崩壞不可。

關于階級斗爭，李大釗認識到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與他的唯物史觀密切關聯，階級斗爭產生于一定經濟結構中處于不同經濟地位的人們之間由于經濟利害關系發(fā)生的壓迫和反抗壓迫的斗爭，它是被壓迫階級自覺的一種表現，同時認為這種階級斗爭與生物學和社會學上以宇宙間一切生命的“自我發(fā)展”為根本動機的“競爭”有相同意義。

李大釗對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比較熟悉，故認為馬克思與斯賓塞的不同之處，在于運用唯物史觀得出階級斗爭結論之后，進一步指出了被壓迫者的階級斗爭將從爭經濟利益發(fā)展到爭政治權力，“直至那建在階級對立上的經濟的構造自己進化，發(fā)生了一種新變化為止”。這種新變化將產生一種新的社會結構，階級斗爭將隨著新社會結構的產生而歸于消滅。因此，在馬克思那里，階級斗爭只是與人類歷史的“前史”并存，而不是同過去、現在、未來所有的歷史并存。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五四時期第一次較為完整、準確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雖然帶有明顯的介紹、評論意味，但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把握準確，并被馬克思的邏輯嚴謹的和被歷史上許多事實證實的論證所折服，奠定了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礎。

從俄國十月革命到五四運動，一連串國內外大事件的發(fā)生，使李大釗思想迅速轉向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從俄國革命中認知的人道、博愛、勞工世界觀念，為他建立了世界主義信念，他開始走上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代替原有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雙重含義的國家論的進程。

■他為什么堅信產業(yè)落后的中國仍能實現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在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它之所以被稱作科學的理論，在于它對人類歷史的發(fā)展作出了科學的說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矛盾作出了科學的分析，為無產階級進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按照馬克思的最初解釋，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高度發(fā)展，以至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無法容納此生產力的發(fā)展的情況下才會發(fā)生并取得勝利的。但在李大釗所面臨的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沒有成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社會中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獨立對抗的形勢，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斗爭還沒有成為社會中主要的階級斗爭形式。這種社會現實，使得五四時期的部分知識分子并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成為中國近期發(fā)展的目標。

在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中，有人就提出了這種疑問，并以此作為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勞農革命”的理由。1920年11月初，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題為《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的短文，提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增加富力，開發(fā)實業(yè)，后又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申述自己的觀點，引發(fā)了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李大釗明確表達了不贊同張氏主張的態(tài)度：“我認為要在現存制度下發(fā)展實業(yè)，只能越發(fā)強化現在的統(tǒng)治階級而迫使下層農民為少數的統(tǒng)治者階級付出更多的勞動。”

1921年2月，費覺天在《改造》上發(fā)表《對于社會主義爭論問題提出兩大關鍵》一文后，李大釗回信討論中國今日能否實行社會主義問題，集中闡述了社會主義在中國勢在必行與世界經濟發(fā)展趨勢之間的關系。他指出：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于世界經濟勢力之外。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實業(yè)，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痛苦。中國國內的勞資階級間雖未發(fā)生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再看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人家已經由自由競爭達到必須社會主義共管地位，我們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發(fā)點，按人家的步數走，正如人家已達壯年，我們尚在幼稚，人家已走遠了幾千萬里，我們尚在初步。

正是根據上述觀點，李大釗認為中國“要想存立，適應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會共管的組織不能有成”。他的結論是：“今日在中國想發(fā)展實業(yè)，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yè)不可。”他的立論前提是：要看中國是否已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于世界經濟勢力之外。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是“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了，中國當然應該追隨世界潮流，實行社會主義。

李大釗的論斷，是別具一格的：它從世界的范圍看“階級斗爭”，有著某種同于馬克思主義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觀念的含義。但它強調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整體，而不是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的利益，因此，它畢竟又不完全等同于馬克思的階級斗爭概念。它實際上體現的是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主義。不過，這種民族主義又是以排斥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然也排斥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為內涵的，因此，它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它點明了近代中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主題，同時又將這一獨立的民族國家納入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大家庭中。這樣，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情感和世界主義信念，在這一理解中恰到好處地結合到一起。

李大釗在《曙光》雜志發(fā)表的《社會主義下之實業(yè)》一文中，進一步批評了張東蓀等人提出的振興實業(yè)必須依靠資本主義的觀點。他以俄國數年間修建大量鐵路和計劃大面積開墾荒地的事例說明：“社會主義于發(fā)展實業(yè)，實在有利無害”，甚至可以說，“用資本主義發(fā)展實業(yè)，還不如用社會主義為宜”。

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因為在李大釗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資本不能集中，勞動力不能得到普遍的充分的使用；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兩個問題可以得到圓滿解決。中國并不缺乏“資本”，但占有“資本”者大多不肯將其投放于振興實業(yè)，而是存于外國銀行，甚或干脆藏在家中；中國更不缺乏勞動者，但由于實業(yè)不發(fā)達，他們或者無事可做，或者到國外去為外國資本家做牛馬。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后，既可以用強制辦法將零散的資本集中起來，又可以把大量的游手好閑者變?yōu)閯趧诱撸@樣既可以吸收勞動力，又可以消除官僚掣肘實業(yè)的弊端。

正因為如此，李大釗堅信：中國實業(yè)的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產業(yè)落后的中國，仍能實現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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