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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評價和紀念毛澤東，離不開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以下簡稱 《決議》）。這是在鄧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個劃時代的文獻，奠定了全黨全國對毛澤東評價的重要原則和堅實基礎。經(jīng)過40年的風云變幻，中國和世界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決議》提出的原則和判斷，像鄧小平當時所講的一樣，是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腳的。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中央決定先搞一個簡單的文件進行嘗試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和全國關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評價毛澤東晚年仍然堅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為評價毛澤東的焦點。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語重心長地說：“‘文化大革命’已經(jīng)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fā)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作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jīng)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因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對此有暫時放一放的想法。“對于‘文化大革命’，適當作為經(jīng)驗教訓加以總結，統(tǒng)一全黨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
另一方面，三中全會為六十一人冤案和彭德懷、陶鑄等人平反，提出要處理康生、謝富治的問題，已經(jīng)揭開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蓋子，不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一個代表中央的結論，后面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就難以順利進行。如果這個結論作得不好，也會引起思想混亂和黨內(nèi)矛盾糾紛。因此，中央決定先搞一個簡單的文件進行嘗試。
1979年6月，中央決定，在10月建國30周年國慶時，由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作一個講話，對建國以來30年的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一個總結性的評價。時間緊迫，起草任務落在了“黨內(nèi)一支筆”胡喬木肩上。
鄧小平對起草國慶講話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后四次找負責人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9月4日，他對胡耀邦等指出：現(xiàn)在的稿子，對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貢獻講得太弱了。要使人們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的黨和人們現(xiàn)在是在真正搞毛澤東思想，完整準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澤東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xiàn)；無論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否定了毛澤東。9月12日，他看過再次修改稿后說：“現(xiàn)在這個稿子，對毛主席講夠了，這樣很好。”
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央在國慶30周年大會上發(fā)表了這個講話，得到了全黨全國的初步認同。同時，由于時間緊迫和黨內(nèi)尚未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這個講話又只是一個過渡、一個嘗試和準備。講話肯定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的錯誤沒有任何直接點名批評，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語的辦法。講話雖然通過批判林彪、“四人幫”實際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但還沒有在性質(zhì)和理論上明確否定。
胡喬木對此作了說明：這是一個慶祝講話，不是對過去30年作全面總結，那樣的總結只能在另外的時間通過另外的會議，經(jīng)過詳細的討論，作出正式的專門的文件。因此，國慶講話以后，全黨全國希望進一步作出正式歷史決議的呼聲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決策。
10月30日，胡喬木、鄧力群在北京西城區(qū)前毛家灣1號的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召集有關人員會議傳達了鄧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鄧力群的談話：中央常委研究，準備為明年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和后年十二大做準備工作。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現(xiàn)在就著手，明年底六中全會討論通過。鄧小平宣布，決議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領導下進行，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組織實施。胡喬木負責起草工作，鄧力群負責組織和交流工作。他還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決議》的起草工作正式拉開帷幕。
起草小組開始在西城區(qū)前毛家灣工作，后來搬到西郊萬壽路新六所，一度還去過玉泉山。小組成員有袁木、龔育之、鄭必堅、盧之超、鄭惠、邵華澤、石仲泉、席宣、衛(wèi)建林等，這些人后來都成為著名的理論家和黨史專家。
《決議》起草歷時20個月，較大的修改共9稿。鄧小平在主持過程中，從確定總原則、設計結構到判斷是非、修改文字都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共作了13次專門的重要談話和講話，其中有9篇已經(jīng)摘錄收入《鄧小平文選》。
▉鄧小平一開始就抓住了《決議》“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
經(jīng)過三個多月的討論，根據(jù)胡喬木的設想，1980年2月，起草小組拿出了第一份提綱。提綱分五個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重點。鄧小平看了提綱，3月19日第一次找胡耀邦、胡喬木等人談起草小組的提綱。他說：我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準確。
鄧小平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第二條是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評價。第三條是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作個基本的總結。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鄧小平指出，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nèi)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xù)貫徹執(zhí)行的內(nèi)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同時他又指出，要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4月1日，鄧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談話，補充指出兩條：“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就越來越多了。”“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
以后起草《決議》的過程證明，鄧小平一開始就抓住了《決議》“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而且有預見性地指出了要警惕兩種錯誤傾向。
鄧小平的決心使《決議》的起草圓滿地解決了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關鍵問題。從面貌一新的第七稿開始，進入具體修改的最后階段。胡喬木抱病修改了十天，又因為膽囊炎再次病倒住院。在醫(yī)院里，他忍著劇痛堅持對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根據(jù)鄧小平的意見，7月3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胡喬木對起草中沒有實現(xiàn)鄧小平的要求，即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作出完整準確的解釋，統(tǒng)一全黨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評。隨后，起草小組開了三天座談會，胡喬木作了八次講話。他給毛澤東思想總結了三條基本原則：一是實事求是，二是依靠群眾，三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寫中，關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總感覺寫得不滿意，就自己動手寫，提出了一個“內(nèi)亂”的新說法，解釋說：“內(nèi)亂”不一定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和叛亂的因素。對于毛澤東思想，他也提出了一個新說法：毛澤東晚年錯誤，不屬于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就解決了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與同時肯定毛澤東思想的“互相打架”問題。
當時，有傳言說，這個歷史決議只是暫時維護團結用的，將來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澤東。8月1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鄧力群談話說：所謂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無非是翻主席功過的案。只要我們把主席的功講夠了，講得合乎事實，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錯誤，太明顯了，但畢竟是第二位的，有這句話就行。鄧小平還說，錯誤不止是主席一個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個積極分子。“大躍進”，總理、少奇我們這些人也發(fā)熱嘛，也相信畝產(chǎn)多少多少斤。現(xiàn)在宣傳總理、少奇有神化的現(xiàn)象，我們不能宣傳個人創(chuàng)造歷史的唯心史觀。
▉第三稿提交黨內(nèi)4000名高級干部討論
9月10日，起草小組寫出了第二稿，采取主要講正確方面的寫法，大大加強了正確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分量，起點有很大提高。印發(fā)各省、市、自治區(qū)負責人會議討論再次修改后，10月作為第三稿提交黨內(nèi)4000名高級干部討論。參加討論的有省軍級以上干部，老同志，黨內(nèi)有思考見解的專家。大體上分為四個組：
中直機關，大約350人，分8個組。
國家機關，大約450人，分16個組。
軍隊系統(tǒng)，大約400人，分11個組。
地方，大約3000人，每個省、市、自治區(qū)一個組。
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學員大約1600人，也參加了討論。
6月27日，鄧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人談話，一針見血地指出：“《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現(xiàn)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xiàn)原先的設想。”他強調(diào)說，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么、毛澤東正確的東西是什么這方面。晚年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他還說，單單講毛澤東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
參加討論的老同志，有王震、薄一波、譚震林、李維漢、陸定一、劉瀾濤、李井泉、韓先楚、陳錫聯(lián)、黃火青等40多人。
討論從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進行了一個多月。隨時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見，寫出各期簡報上報中央，簡報共寫了1000多期。起草小組先分散在北京各組聽取意見，然后到全國各地聽取意見。
這是黨內(nèi)一次民主大討論。氣氛十分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出現(xiàn)了熱烈的議論和爭論，焦點集中在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上。
“文化大革命”雖已過去幾年，但有不少遭受打擊和沖擊的人的感情偏激，仍然沉浸在“揭、批、查”運動之中，一些被迫害致死干部的遺孀把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聯(lián)系起來。加上還沒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資料和研究論著，對過去的許多事件真相并不十分清楚，有些未經(jīng)核實的傳聞在會上散布后，也激起了不少情緒化的發(fā)言。因此，出現(xiàn)了一些對毛澤東嚴厲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論。
大多數(shù)人認為毛澤東功大于過。許多老同志以親身經(jīng)歷說明，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是無人可比的。李維漢說，是誰第一個發(fā)現(xiàn)了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誰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是誰第一個打起了井岡山的紅旗？是誰同教條主義斗爭，創(chuàng)造性地把中國革命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只能是毛澤東！何長工說，毛澤東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頂住了斯大林的壓力，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他在關鍵時刻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傅鐘說，西安事變和抗美援朝戰(zhàn)爭前夕，形勢錯綜復雜，都是毛澤東提出了正確的主張。陽翰笙說，有些人只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忘記了毛澤東率領我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功績。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動搖。曾經(jīng)被毛澤東錯誤定為“反黨集團”成員、長期蒙受打擊的黃克誠，專門就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寫了一篇文章，真誠地闡述自己對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在討論中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江西省委的同志認為，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并非一點事實根據(jù)都沒有，不能說是任意制造出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做了幾件有益于人民的事。舒同認為，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主觀愿望是好的，他重用林彪、“四人幫”是嚴重錯誤，但不能把錯誤全算在他頭上。史紀言說，《五一六通知》、“十六條”、開除劉少奇黨籍，都是黨的會議通過的，其他同志也有責任，黨犯了錯誤。
林默涵、趙易亞等認為犯錯誤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及其他問題造成的，王明沒有什么功勞，我們黨作第一個歷史決議也沒有寫他的惡劣品質(zhì)。要從大局出發(fā)，避免把精力引到枝節(jié)上去。
還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思想里有很多錯誤，不是科學理論體系，不應當再提；把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和毛澤東思想?yún)^(qū)別開來，等于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不代表毛澤東思想，在邏輯上講不通。胡績偉建議，十二大修改黨章時，應該把毛澤東思想去掉，因為八大黨章就沒有提毛澤東思想。王若水說，如果我們開了這樣一個先例，正確的算毛澤東思想，不正確的就不算，那對其他人可不可以這樣？
多數(shù)人同意提毛澤東思想。有人從科學發(fā)展史上專門作了解釋：為什么不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也算作毛澤東思想呢？這些同志不了解，在科學發(fā)展史上，凡是以個人名字命名的“理論”“主義”“定律”“學說”，都指他對某一科學的新貢獻、新創(chuàng)造，不包括他的其他思想和言論。達爾文主義、康德主義、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都不包括達爾文、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個人言行，就是他們的著作，也不一定都代表他們的主義和學說。王觀瀾說，說毛澤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是不矛盾的，是實事求是的，區(qū)別開來很有必要。
起草小組成員在聽取中對一些史實進行了澄清說明。如一位文化界的老同志質(zhì)疑說：毛澤東取得領導權后，張聞天在延安時期為什么被撤銷總書記職務，是不是“非法”？胡喬木特地查閱了研究文章，給他寫信說明：1937年12月，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的意見，中央書記處進行了改組，不再設總書記，由張聞天、毛澤東等數(shù)位同志組成書記處進行領導。胡喬木并就此事問了陳云，陳云也說這一段時期沒有明確的總書記職務和名義，1941年后張聞天不再召集書記處會議，并不是到那時才不擔任總書記。
討論中的一些錯誤言論雖然是極少數(shù)，但言辭激烈，影響很大。
由于對前述問題存在著比較大的分歧，因此討論中周揚、賀敬之、趙守一等不少人從維護黨的團結出發(fā)，提出是否暫時不作這個決議了。理由是：對毛澤東的評價、寫不寫毛澤東思想，認識不統(tǒng)一，粉碎“四人幫”才幾年，離六中全會只有幾個月時間了，時間緊迫，也不能做一個妥協(xié)的混合物。擔心倉促中作不好決議，引起爭論，影響今后的建設，不如留待十二大以后去作。李一氓、焦若愚等認為，如果達不到統(tǒng)一思想的目的，決議可以暫時不對毛澤東評價，只對“文化大革命”作出結論。黃華、馮文彬等人則認為，這個稿子已經(jīng)很好，決議不能再拖了，我國已經(jīng)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不分清是非，就不能領導人民完成建設四個現(xiàn)代化任務。不拿出決議，國際上也會眾說紛紜。而且，老一代革命家還健在的時候，作這個決議最有利。他們轉(zhuǎn)述葉劍英的話說：要抓緊啊，老同志一天比一天少了，要有緊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