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解凍中美關系的戰(zhàn)略決策與談判策略（上）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7期 作者：張 靜 點擊次數：
■以壓促變，運籌帷幄■
恢復與取消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20世紀60年代，在“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外交走上了同時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道路，外交工作中更是出現了召回駐外人員、火燒英國代辦處、四處推行“世界革命”的鬧劇。此外，從1968年初開始，蘇聯軍隊不斷侵入中國邊境制造流血事件，中蘇邊境緊張局勢日益升級。1968年8月，蘇軍大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會帝國主義”的姿態(tài)咄咄逼人。中國感到自己的國家安全日益受到蘇聯的嚴重威脅。
中美大使級會談是冷戰(zhàn)時期架在兩國之間的唯一一座溝通“橋梁”。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中方始終堅持臺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一概不談的“一攬子”談判方案。1968年5月18日，因駐外官員被召回國內參加“文化大革命”，且考慮到越南同美國開始在巴黎進行會談等情況，中國方面便以中方大使仍不能返任為由，建議將原定于5月29日舉行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延期到11月中下旬。
中美大使級會談盡管中斷，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促使美國國務院時刻關注著恢復聯絡的時機。從美國國內情況來看，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公眾對政府實行孤立中國和對華管制政策的支持逐漸減弱，要求開放同中國文化交流和商業(yè)往來的呼聲日益高漲。就國際環(huán)境而言，中蘇關系日漸緊張，這對于在與蘇聯的軍備競賽中顯露劣勢的美國而言或許是個可以利用的戰(zhàn)略機會。1968年9月17日，美國國務院向中國發(fā)出了在11月20日恢復華沙會談的提議。中方對美方提議迅速作出了答復。
不過，中方并沒有對恢復會談的日期作出明確的答復，一直拖延至11月初。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似乎不愿意表現得太“急切”，不愿讓美國人“發(fā)號施令”。對美國恢復美中大使級會談的建議，他們是在有意拖延。其實，在1968年冬，毛澤東饒有興趣地閱讀了有關美國總統(tǒng)競選的材料和尼克松的《六次危機》，對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tǒng)的前景表示“欣賞”。他還首先注意到尼克松在1967年10月發(fā)表的文章，其中提到不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容不得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tài)之中”。毛澤東認為，尼克松如果上臺，美國有可能會改變對華政策，并叮囑周恩來閱讀這篇文章。周恩來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指示外交部門注意對美國戰(zhàn)略動向的觀察與研究。
這種“拖一拖”、讓對手著急、以壓促變、靜待時機以提高談判價碼的策略，早在新中國建交談判中就已運用。1950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指示，“對英國、印度等國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談判，其目的在出些難題拖延時日，表示我并非急于要和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及其附屬國建立關系，相反倒證明這些國家是在急于要鉆進來，同時也可使帝國主義集團推遲其鉆進來的時日”，并批評外交部的同志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認為“陷于僵局”是不對的，“這里并沒有什么僵局，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
由于一直得不到中方對會談日期的答復，美方在幾次催促后，被迫于1968年11月18日單方面宣布延期。不久，經毛澤東批準，中方向美方建議于1969年2月20日舉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并重申中國政府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一直遵循的兩個原則，即“首先，美國政府立即從中國領土臺灣省和臺灣海峽撤出所有的軍事力量，并拆除在臺灣的所有軍事設施。第二，美國政府同意中國和美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達成協議”。美國的外交官員們和即將上臺的尼克松政府關注到了中國發(fā)出的微妙的政策調整信號，認為“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經結束，北京方面在外交方式上出現了新變化。中國的提議“表現出很大的戰(zhàn)術靈活性，這樣的聲明在一年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從1968年11月底開始，中美兩國的外交官員開始就會談的時間、地點等事宜開展了溝通和協商。然而，1969年2月4日一個突然的外交事件發(fā)生了：中國駐荷蘭大使館臨時代辦廖和叔（二秘）叛逃。事件最初并沒有對即將召開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產生影響，中方依舊在2月5日口頭告知應邀赴中國駐華沙大使館的美方外交人員，中國同意會談在雙方均已同意的時間，在以往由波蘭政府為中美大使級會談提供的地點召開。不過，中方的抗議還是在2月6日晚8點傳達至美方：中方以中國駐華沙大使館代辦陳東名義致函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以強硬的措辭抗議美國為廖和叔叛逃提供庇護。盡管中方向美方發(fā)出了抗議信，但美方并沒有料到事情會對即將召開的大使級會談造成什么嚴重的影響，還在2月10日就會議使用語言等問題同中方展開積極的溝通。不過8天之后，當美方還在為會談積極籌備之時，事情發(fā)生了令他們大吃一驚的變化：18日上午10點，中國駐華沙使館官員向美外交官遞交信件，除了表示強烈譴責之外，還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在目前美國政府一手制造的反華氣氛下，按照原定計劃在2月20日舉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顯然是很不適宜的”。隨后，中國政府發(fā)表了取消大使級會談的聲明。
中國政府取消此次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時間值得推敲。中方通知美方取消會談是華沙時間2月18日上午10點，此時正是北京時間2月18日下午5點。2月19日，亦即中方通知美方取消華沙會談后的第二天，毛澤東便找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和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會議。會議一開始，他就說：“你們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由陳毅掛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之后，經過四位老帥的研究，陳毅寫報告建議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并從戰(zhàn)略上利用美蘇矛盾。
時過多年，在回憶這段取消會談的歷史時，時任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聯絡秘書、中國駐波蘭大使館隨員的駱亦粟認為：中國領導人之所以采取取消會談這一堅決行動，固然與重視廖案及“文化大革命”氛圍有關，同時也是對美國大選后的新政府來一個攻勢，是以壓促變策略的繼續(xù)。
毛澤東為何在取消中美大使級會談后，就立即要求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問題？中方取消華沙會談的目的是什么呢？據羅馬尼亞方面解密材料來看，1969年5月12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在同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會談中表示：
鑒于美國繼續(xù)占領中國臺灣并且支持“兩個中國”的政策，繼續(xù)對華敵對的立場，中國方面依然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沒有改變。美國刺探中國政府對改善中美關系的立場，是侵犯加談判的兩面手法。中國政府對美國的態(tài)度是基于其對華的實際行動，而不是言詞。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的恢復要看美國態(tài)度的轉變。
中國領導人最先決定推遲中美會談，隨后又積極回復美方要求恢復會談的提議，并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要等待尼克松政府上臺后試探其有無新的政策動向。然而美國為廖和叔提供庇護這一外交事件突發(fā)，中方取消會談的策略，或是要以“叛逃”一事借力發(fā)力、順勢而為，促壓美在臺灣問題上作出實質性的舉措。于是，一直到1969年12月美國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巡邏由定期改為不定期，中國方面才在恢復大使級會談一事上作出了最后的決定。
延遲同意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訪華
中方取消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后不久，1969年3月，中蘇在烏蘇里江邊境一帶爆發(fā)沖突。蘇聯從6月份開始加緊反華外交，這引起了基辛格和尼克松“要加倍努力同北京建立聯系”的興趣和決心。6月17日，美國東亞事務專家、長期以來關心中國問題的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給周恩來寫信，要求訪華并會見周恩來或其助手。信中說美中“二十年長期交惡”不應繼續(xù)下去了。6月26日，尼克松給基辛格寫了一封信，鼓勵曼斯菲爾德訪問中國的計劃。
1969年7月26日，周恩來收到西哈努克轉交的曼斯菲爾德要求來華會見周恩來、就中美關系問題進行接觸的來信。這是中美關系僵持20年來，美國要員第一次主動提出訪問中國。無疑，這對于中國領導人而言，又是一個緩和中美關系的契機。然而，中國領導人最終鑒于1969年7月事態(tài)的發(fā)展，決定暫時擱置曼斯菲爾德的訪華請求。
1969年7月11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作報告。他一方面倡議蘇美舉行高級會晤，以發(fā)展兩國間的“廣泛合作”，并在國際問題上“尋求一致的立場”；一方面大肆攻擊中國。21日，美國和柬埔寨恢復代辦級外交關系，美國國務院還在同一天宣布放寬對美國旅游者購買中國貨物以及美國公民去中國旅行的限制。25日，尼克松在關島發(fā)表談話，承認在越南戰(zhàn)爭中“受挫”。26日，在西哈努克向中國駐柬埔寨大使轉交曼斯菲爾德的訪華請求信時，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突然約見中國駐蘇代辦，面交蘇聯部長會議給中國國務院的內部聲明，要求舉行蘇中高級會談。
對于這一系列事態(tài)的發(fā)展，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研究后認為，尼克松的“關島演說”表明美國要從越南逐步撤軍，而蘇聯大力推動建立“亞洲安全體系”正是要填補美國撤出亞洲后的“真空”，因此尼克松的亞洲五國之行意在鞏固美國在亞洲的影響，而與柬埔寨復交、出訪羅馬尼亞、傳遞曼斯菲爾德要求訪華的信件，表明尼克松想要“拉中國、壓蘇修”；而葛羅米柯鑒于尼克松訪問羅馬尼亞會在東歐引起連鎖反應，從半個月前的大肆攻擊中國到要求舉行蘇中高級會談，大概是害怕“中美緩和”，后院起火。因此，“現在美帝憋不住了，蘇修也憋不住了，它們的矛盾不可開交，都向中國送秋波，都向對方打中國牌。局勢到了轉折關頭，后面還會有文章”。
果然，尼克松在此次出訪中的言論以及美國國務卿羅杰斯在8月8日的演說，都表明了美國反對蘇聯建立“亞洲安全體系”的立場，希望中國走出“孤立”狀態(tài)，在亞洲和太平洋事務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美國愿意同蘇聯和中國都建立友好關系。同時，原定于1968年5月舉行的中蘇國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會，因蘇方破壞，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蘇聯伯力舉行，就中蘇國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體問題達成了協議，并簽訂了會議紀要。
陳毅等四位老帥認為，既然美國要利用中蘇矛盾，蘇聯要利用中美矛盾，那么我們應當有意識地利用美蘇矛盾。蘇聯渴望與美國進行首腦會晤，但是尼克松迄今沒有同意，他們于是反過來要同中國舉行高級會談，目的之一是想撈取向美國施加壓力的資本。我們應當既不急于表態(tài)，以免造成屈服于其武力威脅的錯覺；但同時堅持中蘇國境河流航行談判，同意進行只涉及中蘇邊界問題的部長或副部長級會談。一方面向蘇聯表明我們在堅持原則下尋求緩和，與蘇聯維持較正常的國家關系，避免邊界武裝沖突；另一方面又要使美國對中蘇改善關系擔心，加快美國接近中國的步伐。對美國方面，“對曼斯菲爾德的訪華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觸，我應保持高姿態(tài)，再憋它一個時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原定1968年5月29日舉行，由于美擴大侵越及美、越和談，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后，可恢復華沙談判”。
因此，在四位老帥看來，發(fā)展、保持同蘇聯的談判關系，暫時冷落美國曼斯菲爾德的訪華要求以及擱置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一方面是維持與蘇聯的正常的國家關系，避免再出現邊界武裝沖突；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刺激美國加快接近中國的步伐，待到水漲船高之時，再開閘泄洪，給蘇聯方面更有力的沖擊。所以，到1969年8月上旬，中國對美國方面的對華緩和的言論和政策舉動，依舊不動聲色；而曼斯菲爾德訪華的提議，也被一擱再擱，直至1972年春尼克松訪華之后才得以成行。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的研判和建議，成為毛澤東作出解凍中美關系的重大戰(zhàn)略決策的前奏。
■“小步舞”釋放緩和信號■
1969年初中國取消大使級會談后，美國國務院和白宮并沒有停止對華主動政策的研究。1969年7月21日，就在尼克松開始訪問亞歐多國的環(huán)球旅行前，美國國務院宣布了放寬對華貿易和旅行的限制。此外，就在此次環(huán)球旅行期間，尼克松請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領導人向中方表達希望緩和中美關系的意圖。由于遲遲得不到中方的任何反應，1969年9月，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奉命回國述職，尼克松請他在返回華沙后，設法在私下里通過在華沙的某中立國大使館舉辦的外交招待會，直接向中國代辦傳達口信。
1969年12月3日，在南斯拉夫駐波蘭大使館舉辦的時裝展覽會上，斯托塞爾追逐中國外交官，表示希望約見中國代辦，尼克松愿同中方進行認真具體會談。中國在華沙的外交官意識到此事意義重大，于是立即將情況報告國內。當晚，周恩來看到中國駐波蘭使館發(fā)來的電報后，立即向毛澤東報告，說：“找著門道了，拿著敲門磚了。”
毛澤東一直熱切盼望著的“門道”和“敲門磚”究竟意指什么？正當此時，中國領導人已經先后收到尼克松委托法國、巴基斯坦、羅馬尼亞等國領導人傳遞過來的緩和信息，并且注意到美國方面正在為改善對華關系展現出越來越多的姿態(tài)。此前不久，美國方面主動決定停止兩艘美國驅逐艦在臺灣海峽的常規(guī)巡邏，并且有意把這一決定通過巴基斯坦透露給中方。然而，毛澤東一直沒有對美方的積極舉措作出任何回應。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需要直接獲取來自美國的確切的緩和信息；另一方面也是缺乏作出回應的渠道，還在尋找作出回應的恰當方式。在華沙，斯托塞爾追逐中國外交官的這出外交“鬧劇”，竟成為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序曲。毛澤東立即批準中美代表在華沙接觸。
12月4日，出乎美方意料的是，中國領導人作出了一個醞釀有時但并不要求美方對稱回應的積極之舉。毛澤東批準釋放兩名于1969年2月因乘游艇駛入廣東珠海附近海域而被中方拘留的美國人。12月7日，中方將這一決定通知美方；三天之后，中方同意美方提出的會見中國代辦的要求，中國駐華沙大使館臨時代辦雷陽將于12月11日在中國大使館會見美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就在這次會談中，斯托塞爾正式提議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
當美國醞釀在對蘇抗衡、結束越戰(zhàn)的大棋局上挪動中國這枚棋子的時候，在中國的大棋局上，中國領導人還在審時度勢，爭取最大的戰(zhàn)略主動權。1969年底，中蘇在邊界談判和界河航運談判上立場尖銳對立，談判拖而不決并無多少進展。同時，美蘇也在就限制戰(zhàn)略武器等問題進行談判。中方已發(fā)覺，蘇聯在力求制造中蘇談判有進展、關系有緩和的空氣，以獲取宣傳上的好處。在此情形下，如果中蘇談判進展太快，就會被蘇聯利用來加強其對付美國和中國的地位；但中國若能一方面拖延對蘇談判，另一方面改善中美關系，則會增加蘇聯解決中蘇間問題的緊迫感，中蘇關系前景也有望趨向緩和。12月中旬，鑒于此時中蘇邊界談判正值休會，為爭取最大的戰(zhàn)略主動權，中國領導人并不急于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而是要利用中蘇邊界談判休會的契機，選擇合適的時機恢復與美國的大使級會談，以促壓蘇聯讓步。
在中國領導人決定暫不對美方所提恢復會談一事予以回復、靜觀其變的這段時間內，美國先后作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舉動，昭示對華政策的微妙變化。在中美大使級會談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美國開始著手實施停止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常規(guī)巡邏、減少美國在該地區(qū)艦艇數量的政策；12月15日，又宣稱將在15天內移走部署在日本沖繩的核武器；12月19日，發(fā)表聲明宣布進一步放寬對華貿易限制。
毛澤東通過以壓促變的策略和釋放美國犯人這樣微妙的舉措，逐漸向美方釋放緩和的信號并掌握了戰(zhàn)略主動權，而美方一系列的主動舉措也滿足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人的戰(zhàn)略預期。于是，中美兩國以“小步舞”的方式，開始了解凍雙邊關系之旅。
中方在1970年1月7日下午回復美方：同意于1月8日下午3點在美國大使館舉行會晤。在1月8日的會談上，中方同意美方恢復兩國政府代表正式會談的建議，提議于1月20日舉行第135次大使級會談。當天，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布了這則消息。
■“好客”戰(zhàn)略，縱橫捭闔■
1971年4月7日，毛澤東決定邀請在日本名古屋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賽后訪華。在毛澤東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后，中方隨即發(fā)給幾名西方記者簽證以便采訪球隊。中方的這一突然舉動出乎美方的意料。美國副國務卿理查德森在給基辛格的一份分析報告中指出：這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首次向美國運動隊發(fā)出熱誠的邀請。發(fā)出邀請的時間恰好是北京開始允許越來越多的外國訪問者進入中國，且美國在1971年3月15日宣布進一步取消旅華限制之后，“代表著中國對美國主動緩和姿態(tài)的反應”。“最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北京在處理外交關系上的開放和自信。”
1971年4月13日，尼克松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國的貨幣、航運和貿易管制。同一天，在首都體育館，中美兩國運動員舉行了友誼賽，并在賽后合影留念。4月14日，周恩來會見了應邀訪華的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國和尼日利亞乒乓球代表團。周恩來設計了一個新穎獨特的安排：一、五個團座次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即加拿大、哥倫比亞、英國、尼日利亞、美國，每團一組沙發(fā)，各團呈橢圓形相圍而坐，以體現各國平等思想和運動員之間無拘無束的友好關系，也便于談話時各團都能聽到。二、每團第一座為中方陪同座，周恩來步入會見廳后，首先坐中方陪同座（陪同者起立讓出）與加拿大團談話，然后他依次移動位置同每團談話10多分鐘，現場同聲傳譯，最后同美國代表團的談話，作為這次會見的最高潮。這是禮賓安排上一個深思熟慮的完美之作，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效果。
在同以美國乒乓球協會主席斯廷霍文為團長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全體成員談話時，周恩來引用“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古話，對他們表示歡迎。他說：“中美兩國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后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
后來，周恩來對外交官們談起此事時說：“有時候一件簡單的事情可以起戰(zhàn)略變化，這就必須掌握時機、掌握形勢，事物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現，戰(zhàn)略的變化常常從細小的事情中體現出來。”
“小球轉動大球”正是毛澤東以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眼光，以偶然事件實現了中國外交的戰(zhàn)略性轉折。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在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掀起了一股強大的中國旋風，為基辛格秘密來華后宣布尼克松訪華營造了積極的氛圍，為未來中美民間外交的開展打下了基礎。一位普通的美國公民在給他的選區(qū)的眾議員寫信時表示：“沒有公眾、立法機構或者任何官員站出來指責、質疑政府對‘紅色中國’的重要的政策改變。”美國國務院涌來“如洪水般的信件。……每一個人都希望能夠搭乘下一班飛往北京的飛機。……成千上萬個電話和無數的請求都是關于與中國的貿易”，這讓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應接不暇。商人們紛紛要求到廣州參加廣交會，并且得到了不少參議員的支持。由民主、共和兩黨年輕的眾議員組成的美國年輕政治領袖委員會申請訪華，科學家們要求與中國進行學術交流。
美國民眾的積極反應大大出乎美國外交官員的意料。美國國務院官員們向白宮建議，強調美國應當推進發(fā)展美中兩國政府間關系，以減輕中國的“人民外交”給美國政府帶來的壓力。因此，美國作出調和性的姿態(tài)，即便不被北京接受，也可以減緩“人民外交”帶來的壓力。推進發(fā)展美中政府間關系，在臺灣問題上作出必要的符合北京預期的政策姿態(tài)，成為“乒乓外交”之后美國國務院內對華政策的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