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網(wǎng)站首頁 > 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
■關于關注基層方面的批示■
胡耀邦關注基層方面的批示有兩則，所涉及的單位，一個是城鎮(zhèn)街道的居民委員會，一個是輕工業(yè)系統(tǒng)的工藝美術工廠。而批示內(nèi)容的形成，一個是受“誘發(fā)”而起，深入思考；一個是舉一反三，逐步延伸。
1979年8月，內(nèi)參部主任王豐玉在上班的路上采寫了一篇內(nèi)參稿件，反映在開展愛國衛(wèi)生運動中朝陽門外大街大打“標語戰(zhàn)”的情形。稿件刊登在1979年9月3日的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2508期內(nèi)參上，標題為《從一條街的二十條橫幅標語看開展衛(wèi)生運動中的嚴重形式主義》。9月6日，耀邦同志對此期內(nèi)參做了較長批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批示沒有就事論事，而是受此“誘發(fā)”，“想到街道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問題”。批示全文是：“北京日報社同志：看了你們這個材料，誘發(fā)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問題。街道居民委員會是城市工作的基礎之一。這個基礎的情況究竟怎么樣？林彪、‘四人幫’在臺上十年，對它們有什么影響？有哪些好的東西值得充分肯定，有哪些東西要堅決改進，有哪些問題要進一步明確和解決。這種種問題我是一點不了解的，可能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也不了解。而摸清一下這方面的問題，可能對改進全國城市工作都有意義。如果你們能在這方面做一個系統(tǒng)的調(diào)查，并整理一個材料，我覺得對市委、對中央有關部門都很有作用。你們感到力量不足，向市委有關同志反映一下。”
按耀邦同志的思路，我們很快組成了由市委研究室李瑰、張元林二人參加，當時還是報社通訊員的陳星、曹建國（后都任報社記者）和我一共五個人的調(diào)查小組，以東城區(qū)、崇文區(qū)為主，對城市街道居委會的情況做了全面調(diào)查，并撰寫了《關于居民委員會情況的調(diào)查報告》。《調(diào)查報告》分三大部分——“解放以來居民委員會變化的情況”“居委會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關于改進居委會工作的幾點意見”；同時帶有兩份附件：一份是《居委會的工作任務多得嚇人！》，再一份是《中國強居委會為什么走了下坡路？》。《調(diào)查報告》和兩個附件在1979年11月7日第2530期內(nèi)參上刊登后，耀邦同志有否批示，沒有查證，但很快引起了市領導和國家民政部的重視，對街道居民委員會的相關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記者唐欣采寫了一篇稿件，主題為《北京景泰藍在企業(yè)整頓中動了真的！》，刊登在1982年12月29日第2875期內(nèi)參上。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寫下了“三段式”的批示：
“仲勛、啟立并丕顯、勁夫、君毅同志：
“整頓企業(yè)就要這樣真正的整。凡是經(jīng)營管理問題很多而整頓又走了過場的，必須考慮要調(diào)整領導班子。凡是這樣的企業(yè)而又有中央部門工作組的地方，還要適當?shù)貑枂柟ぷ鹘M的領導人是怎樣工作的。
“要提醒一切工業(yè)戰(zhàn)線的同志，嚴肅考慮這么一個問題，如果從今年開始的企業(yè)整頓基本流了產(chǎn)，所謂提高經(jīng)濟效益，學會現(xiàn)代化經(jīng)營管理，也就成了空談。
“還要使下面同志了解企業(yè)整頓不解決一定問題，黨風社會風氣的扭轉也就無從談起。因為社會風氣的好壞是與我們廠礦企業(yè)風氣的好壞密切聯(lián)系著的。”
從轉載在1983年1月7日的《國家經(jīng)委工作動態(tài)》上的“三段式”重要批示中，可以看出，對于一篇報喜式的內(nèi)參，耀邦同志卻“正面文章反面做”，并由表及里、步步深入地指出，企業(yè)整頓走了過場的要問責；并提醒一切工業(yè)戰(zhàn)線的同志，如果企業(yè)整頓流了產(chǎn)，提高經(jīng)濟效益、現(xiàn)代化管理也就成了空談；批示進而由此及彼言之，社會風氣的好壞與廠礦企業(yè)風氣的好壞密切相連，企業(yè)整頓不解決一定問題，黨風社會風氣的扭轉也無從談起。
整個批示，思考深入，全局意識，躍然紙上。
■關于關心民生方面的批示■
1982年，北京日報社內(nèi)參部記者耳寶君被請去列席了一次解決建成的房屋不能盡快使用問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這在新中國的新聞史上是極其罕見的。我時任內(nèi)參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對這件事的過程比較了解，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很有必要做些回顧記述。
1980年底至1981年初，老耳用了一個多月時間采寫了一組四篇內(nèi)參稿件，反映了北京市在朝陽新開辟的勁松、團結湖兩個居民住宅小區(qū)建成的房屋不能盡快使用的情況。這一組四期內(nèi)參作為連續(xù)性報道，它們分別是第2674期《條件齊備只等主人》、第2675期《新建商店多數(shù)沒開張》、第2676期《新樓為何變舊樓？》、第2677期《建筑單位“屁股大、尾巴長”》。一期一個主題，四期內(nèi)參反映了四大問題。這四期內(nèi)參是1981年2月9日發(fā)出的。2月11日，耀邦同志對這四期內(nèi)參做了重要批示：“請（馮）文彬同志組織人，把這四份材料壓成一份材料，印成書記處文件，并通知北京市有關同志，下星期一（2月16日）討論解決這個問題。”
報社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按照領導批示精神，要求內(nèi)參部把四期內(nèi)參壓縮成一份材料上送。因為材料要得急，我與張志華、耳寶君三人，停下手頭所有工作，簡單商量了一個大路子，立即勾畫剪裁，排字工人隨送隨排，晚上加班加點，12日上午核校、復印、裝訂完畢，下午由我按時將材料送到中南海。記得出面接待我的是耀邦同志的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杰。我做了簡短匯報，他對這么快將材料搞成送到表示滿意，并感謝報社同志。周杰還囑咐我，回報社后聽招呼，材料有什么問題隨時找要有人在。同時他還透露，書記處開會時可能請記者列席。
周杰透露出的意思雖然能讓人聽得明白，但真的能讓寫稿子的記者去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當時我卻有點不大敢想。不敢想象的事情還真的發(fā)生了。很快中央辦公廳通知報社，讓派一名同志于2月16日上午9點前到中南海，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內(nèi)參反映的有關“建成的房屋不能盡快使用的情況”。這么高規(guī)格的會議，請北京日報社的同志參加，非常令人興奮，對報社來說也是一件大事。當時，報社主管內(nèi)參工作的領導征求我的意見，問誰去列席會議好。我稍加思索后便說：“還是讓寫稿的記者去更好：一是中央辦公廳的意思是讓記者列席，又只能去一個人；二是寫稿的記者了解情況，中央領導問起什么，能講具體；三是讓寫稿的記者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對本人對廣大編輯記者都是個很大的鼓舞。”報社領導最后決定讓耳寶君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
2月16日上午8點多，耳寶君趕到中南海勤政殿。當他看到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和列席會議人員，人手一份由自己采寫的內(nèi)參稿件壓縮而成的標題為《北京勁松、團結湖許多新建的宿舍樓房不能盡快使用的情況的調(diào)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文件〔1981〕35號，落款為“北京日報內(nèi)參部整理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會議從上午9點開到中午12點。散會后，老耳馬上趕回報社，第一件事就是向內(nèi)參部同志介紹在耀邦同志主持下書記處會議開得如何生動活潑、熱烈討論內(nèi)參反映的四大問題的情形。出席會議的書記處成員發(fā)言，列席會議的人也可以隨時插話。耀邦同志一上來就開宗明義：“現(xiàn)在開個會，討論一下建成的房子不能住人的問題。”接著，耀邦同志介紹了一下與會議主題有關的“時代背景”，他說：“目前社會上有三大問題：房子、物價、失業(yè)；政治上也有三大問題：宣傳、治安、黨風。”耀邦同志在簡單介紹供會議討論的文件形成過程后明確提出：“現(xiàn)在準備以這個問題為突破點，來改進我們的工作作風。”然后，他請記者先介紹一下情況……看來我們決定讓記者列席會議是對上號了。在請北京市管建筑的宋汝芬同志介紹情況前，耀邦同志說：“中央分的房子太多。中央霸占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呀？現(xiàn)在有這么多房子還要蓋多少多少。過去各部門都要求批建筑面積，蓋了好多房子。我的意見，找各部門開個會，動員他們把多余的房子拿出來，交給北京市，為什么不多給人民干點好事呢？”
在討論中，耀邦同志針對一邊建房子一邊浪費的現(xiàn)象，深刻地指出：“反正不花自己的錢不心痛！”列席會議的鄧力群更加深刻地指出：“現(xiàn)在為了房子什么性都沒有了，什么黨性、德性呀！”
對于如何解決勁松、團結湖的房子問題，新上任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說：“現(xiàn)在許多問題盡扯皮，這是普遍現(xiàn)象。我們北京市準備開展一次‘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的討論，不然的話沒有思想基礎。”耀邦同志馬上接住話茬兒說：“《北京日報》和新華社要宣傳這個經(jīng)驗。”段君毅接著說：“客觀原因不是主要的，主觀原因是主要的。我們要開展這個討論。……這個問題不解決，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得燒得你焦頭爛額，我姓段，他姓焦（指新市長焦若愚）。”
最后胡耀邦做了總結，他講了四條：第一，不管中央的、國務院的，凡是建好還沒有住人的房子，現(xiàn)在還在扯皮的，限在三個月之內(nèi)住進人，不住人就由北京市沒收。第二，所有中央機關和北京市，到底現(xiàn)在沒有房子住或住房十分緊張的，究竟有多少？分配房子要盡量先滿足他們，否則我們太脫離群眾……第三，贊成老段提出的開展“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的思想教育的討論。討論情況先在《北京日報》上報道，然后由新華社、《人民日報》報道。這是搞好我們黨風的一項重要工作。第四，城市建設問題，另外組織討論一次。
后來，北京市開展了“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的大討論，這除了為解決有關勁松、團結湖房子的具體問題打下思想基礎，還對推動全市其他工作起到了促進作用。
■關于關懷青年人的批示■
胡耀邦曾長期從事青年工作，擔任中央領導后，他依然關心青年工作。
1979年4月5日，《北京日報》內(nèi)參第2472期，刊登了記者張志華整理的一篇文章《應屆中學畢業(yè)生的一些思想動向》。4月6日，胡耀邦針對當時畢業(yè)生的思想狀態(tài)如何開展工作給予了非常具體的指導：“請青年報刊同志通過調(diào)查研究，在報刊上以《同本屆高中畢業(yè)同學談談心》為題發(fā)表一篇言論，也可選一些不同典型請他們談自己的打算，也可以組織座談會，作綜合報導。要大規(guī)模地到群眾中去，把思想工作做活做細，力戒夸夸其談。”
胡耀邦關心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11月底12月初，以年輕記者唐欣為主，我抽空輔助，完成了《有這樣五個青年》的內(nèi)參稿件的采寫。文章具體而形象地描述他們的工作和成長經(jīng)歷，介紹了他們不同的思想狀態(tài)，反映了他們對當時一些社會現(xiàn)象的看法。這些引起了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視。文章于1979年12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2539期《內(nèi)部參考》上。6日，耀邦同志批示：“轉團中央。”雖然“主批示”只有四個字，但在文章中多處留下了耀邦同志閱讀時畫出的著重線。他還寫下了具體批示意見。文章第一部分講的是北京市管樂器廠青年工人郝云的事跡。他和師傅一起制造出達到國際水平的一種樂器巴松，因而小郝被評為“全國新長征突擊手”，但“墻里開花墻外紅”。而小郝對此有自己的一番看法：“在人們看來，標兵應該樣樣都好，報紙上就是這樣宣傳的，團組織也要求青年處處向標兵看齊。而我恰好并不是個樣樣都領先的人，只不過是個一進廠愛上了我所干的這一行的普通青年……”耀邦同志在這段話的下面畫上橫線，左旁批寫：“形而上學很嚴重！”小郝繼續(xù)說：“自從我做的事情被別人重視后，宣傳得可真不少，可是老走樣。‘四人幫’被粉碎前，有的文章說我是由于學習《毛選》，寫了幾萬字的筆記才干出成績的，熟悉我的人當然不服氣，我也被弄得很被動。其實，我的全部業(yè)余時間都是用來學習音樂和吹巴松了。現(xiàn)在當標兵，人們又要求我政治學習、義務勞動以至打掃衛(wèi)生都要帶頭。這樣我還有多少時間去擺弄巴松呢？有時，我改革巴松的設想與一些師傅看法不一致，我堅持了自己的意見，對方就認為我當了標兵驕傲了。我想，是不是為了顯得謙虛點就該放棄自己的意見呢？這些問題使我很苦惱。我思索了很久，還是認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對的。這是因為國家需要的是我拿出超過世界水平的巴松，不需要我磨去棱角，做一個拿不出巴松而僅能保持‘光榮稱號’的標兵。”在小郝的這一段表述的下面畫了著重線后，耀邦同志在開頭處左旁，針對所謂學《毛選》“寫了幾萬字的筆記才干出成績……”的一段話，寫上“弄虛作假！”四個字。而在這段話的中后部，耀邦同志意味深長地寫道：“從來沒有把這件事談清楚過！”
文章的第二大部分——“一個轉變了的青年”，講的是北京工藝美術工廠青年工人楊軍由后進變先進的故事。文章寫道：“在‘四人幫’橫行時期，有技術、能干的人并不吃香，小楊幾次申請入團也沒人理。相反，少數(shù)能說會道的人反而受重視、得表揚，有的還入了團入了黨。”這次，耀邦同志的批語寫在了這段話的右邊：“現(xiàn)在是不是還有流毒呢？！”半是疑問半是驚訝。
這篇內(nèi)參文章的第三部分——“一個‘思考者’”，介紹了一位在一家大型商場工會工作的女青年郭小惠的思想狀況。她說，“我平時很喜歡研究社會政治問題，在這方面大量的事實使我對咱們國家未來的前途并不樂觀”，看了一些報紙上宣傳的所謂“真相”后來變成了“假想”，就不怎么相信報紙上說的了，“逢事還應該多獨立思考”。但是，“由于我懂得太少，又得不到幫助，所以我感到自己只是個‘思考者’”。耀邦同志從關心基層青年人思想進步的角度，在小郭最后幾句話的左邊批寫：“要深入研究團支部的思想工作！”
條條橫線，處處批示，無不體現(xiàn)出胡耀邦對青年人的熱切關懷。■
（圖片說明：1986年10月14日，胡耀邦陪同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參觀中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