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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對于培養(yǎng)其當接班人，具有重要意義■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可以突出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了六位政治局常委，分別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其中，前五位在中共八大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由于當時沒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一機構，因此他們是事實上的政治局常委，只有鄧小平是新進的政治局常委，他排名第六應主要是這一原因。這六位常委所擔任的具體職務是：毛澤東任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云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從六位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以及他們所擔任的職務看，如果不設立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鄧小平所擔任的職位至多只能是排名第五的副主席。設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后，鄧小平成了唯一的總書記，而不是幾名副主席之一。這樣，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雖然排名第六位，但處在一個很突出的地位。
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就工作方法發(fā)表講話，提出權力要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然后，他說：“權力當然不止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但是總要有一個核心機關，經(jīng)常注意問題。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薦為元帥。書記處的總書記就是鄧小平，你就當個副元帥。行不行？毛澤東為元帥，鄧小平為副元帥。你們贊不贊成？如果贊成，就照這樣辦。”這段話曾讓在座的很多人覺得莫明其妙，因為當時中共中央的第二號人物是劉少奇，怎么鄧小平突然就成了“副元帥”呢？但實際上，它反映了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所處的突出地位。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前，雖然毛澤東解釋說中國的總書記相當于外國的秘書長，外國的秘書長相當于中國的總書記，似乎總書記的職位與鄧小平在中共八大前所擔任的中共中央秘書長沒有什么區(qū)別，但這樣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減少鄧小平出任總書記的阻力。毛澤東之所以不讓鄧小平繼續(xù)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而讓他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就是因為這一職位能夠突出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
鄧小平的這種突出地位，有利于使他更多地受到黨內外、國內外的關注，提高他的威望，擴大他的影響。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可以在必要時讓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直接接班。中共中央主席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并存的領導體制是前所未有的。這種雙重領導體制也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因此，毛澤東可能有這樣一種設想：他將來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后，就廢除這一職務，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如果這一設想付諸實施，鄧小平將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
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就工作方法發(fā)表的講話中，除了提出他掛正帥、鄧小平掛副帥外，還當著全體與會人員的面，對鄧小平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這段話，多少可以看出毛澤東希望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未來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直接接班的意圖。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可以培養(yǎng)鄧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能力。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其職責是領導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劉少奇是黨內外公認的中央二號人物，而且他后來接替毛澤東擔任了國家主席的職務，因此后來形成了劉少奇、鄧小平共同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局面。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對于培養(yǎng)鄧小平駕馭大局的能力，是一個必經(jīng)的階段。
總之，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專為培養(yǎng)鄧小平做接班人而設立的。
■毛澤東為什么放棄對鄧小平的選擇■
按照正常的情況，毛澤東會在中共九大辭去中共中央主席職務，鄧小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成為最高領導人。但中共九大并沒有在八大五年后如期召開。如前所述，1961年9月24日，毛澤東向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宣布了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此時本應該召開中共九大了，毛澤東選擇這個時機公開宣布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實際上意味著他放棄了對鄧小平的選擇。在此情況下，中共九大延期也就不足為奇了。
毛澤東為什么放棄對鄧小平的選擇？“文革”爆發(fā)后，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fā)表了一個長篇講話，基本透露了其中的緣由。他首先表達了對中央一線工作的不滿。他說：“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么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么好。”批評中央一線的工作，主要就是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
在這一講話中，毛澤東還專門對鄧小平進行了批評。他說：“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對書記處講了，書記處沒有向我講，鄧小平對我敬而遠之。”“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xiàn)在，什么事情都不找。”
因為不滿鄧小平不找自己匯報工作，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成了一個獨立王國。這是毛澤東放棄讓鄧小平接班的重要原因。但所謂“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是毛澤東一個夸張的說法。它實際反映的是1959年后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關系比較疏遠的一種狀態(tài)。這種疏遠，與個人恩怨無關，而是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某些“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的含蓄抵制，反映出三年國民經(jīng)濟困難時期中央高層在一些重大方針政策上出現(xiàn)了分歧。
■1975年毛澤東第二次選擇鄧小平為接班人■
“文革”爆發(fā)后，鄧小平與劉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是，正如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所言：對于鄧小平，毛澤東“始終心存一份賞識”。即使在鄧小平被打倒后仍是如此。1967年7月16日，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是常委。”對于批判鄧小平，毛澤東的基本態(tài)度是：鄧小平要批，但劉少奇、鄧小平要有區(qū)別。他始終反對開除鄧小平的黨籍，并提出過中共九大是否可以繼續(xù)選舉鄧小平擔任中央委員的問題。由于毛澤東的這種態(tài)度，鄧小平雖然被打倒，但在“文革”中受到的沖擊較小。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發(fā)生，宣告了“文革”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破產(chǎn)。此后，鄧小平先后于1971年11月8日和1972年8月3日兩次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自己身體還好，希望能為黨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對第一封信，毛澤東雖然沒有給予正面回應，但此后不久在陳毅追悼會上提出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實際上放出了鄧小平可能復出的信號。對第二封信，毛澤東則于1972年8月14日寫了一個分量很重的批示，其內容如前所述。這個批示當晚即由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進行了傳達。鄧小平的復出至此已成定局。
1973年3月，鄧小平正式恢復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此后，毛澤東對鄧小平進行了長時期的觀察，逐步委以重任。
鄧小平最初復出的時候，毛澤東并無讓他接班的考慮或者意圖。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澤東雖然對鄧小平始終心存賞識，但無論如何，鄧小平在他心目中都是一個“犯過嚴重錯誤”的人。二是當時毛澤東正考慮培養(yǎng)王洪文做接班人。但經(jīng)過一段時期的觀察和比較后，毛澤東發(fā)現(xiàn)王洪文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搞“四人幫”，不僅在工作能力、工作經(jīng)驗方面不能與鄧小平同日而語，而且在政治頭腦、政治思想方面也相差懸殊。如前所述，毛澤東1974年底在長沙與周恩來、王洪文談話時，贊揚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他的贊揚實際上是相對于王洪文而言的。當時他就對著王洪文說：“比你強。”因此，他逐漸地否定了王洪文，開始重新考慮讓鄧小平做接班人。鄧小平在黨內外的各種職務逐漸恢復。繼恢復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后，1973年底，根據(jù)毛澤東的提議，鄧小平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1975年初，鄧小平在黨、政、軍三方面都身兼要職，其掌握的權力甚至超過了“文革”前。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這是“文革”前鄧小平?jīng)]有擔任過的職務。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會議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副總理，在12名副總理中排序第一。鄧小平擔任上述職務，都是毛澤東提議的。至此，實際上形成了鄧小平在黨、政、軍三個方面全面接班的態(tài)勢。
此后，鄧小平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開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先是接替病重住院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然后又在7月接替離京去外地的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主持中央黨政日常工作期間，他針對“文革”的混亂局勢，發(fā)動和領導了對各行各業(yè)的全面整頓，使全國的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形勢和社會秩序迅速好轉，取得了很大成績。
對鄧小平發(fā)動和領導的全面整頓，毛澤東開始是支持的。但隨著整頓的深入，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對待“文革”的“左”傾錯誤，不可避免地糾正“文革”的一些過“左”的理論和措施。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產(chǎn)生了新的矛盾。到了10月，毛澤東開始批評鄧小平對“文革”不滿意，要算“文革”的賬。
應該說，由于“人才難得”，毛澤東最初并不愿意因為在“文革”問題上的矛盾而影響對鄧小平的培養(yǎng)和使用。11月4日，他在與毛遠新談話時說：“我批評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11月15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提出王洪文已回到北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仍由王洪文主持。對此，毛澤東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過一會兒再說。”為什么要過一會兒再說？毛澤東給鄧小平提供了一次機會，希望鄧小平在“文革”問題上與他達成妥協(xié)。
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對“文革”的評價問題。會議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關于“文革”的決議，總的看法是“文革”基本正確，有所不足。鄧小平婉拒了這一提議，表示：由我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于毛澤東全力維護“文革”，鄧小平的態(tài)度是他無法接受的。此后不久，毛澤東發(fā)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放棄了對鄧小平的選擇。
■鄧小平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功不可沒■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由于主觀與客觀相脫離，逐漸陷入了“左”傾錯誤的誤區(qū)。他兩次選擇了鄧小平作為接班人進行培養(yǎng)，但又兩次放棄正確的選擇，與他的“左”傾思想是分不開的。雖然鄧小平?jīng)]有在毛澤東逝世后實現(xiàn)接班，但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成為了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繼承了毛澤東及其他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所開創(chuàng)的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yè)，把中國帶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他應是毛澤東真正意義上的接班人。
鄧小平能夠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首先取決于他自身的水平、能力和素質，但也與毛澤東對他的欣賞和培養(yǎng)密切相關。毛澤東作為中共的偉大領袖，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夠慧眼識人，能夠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一個又一個的優(yōu)秀人才。鄧小平就是毛澤東所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的一個優(yōu)秀人才。毛澤東不僅兩次選擇鄧小平作為接班人進行培養(yǎng)，對其委以重任，而且，即使在錯誤地放棄了鄧小平，并對其進行了錯誤處分的情況下，仍對鄧小平采取了保護的態(tài)度。
“文革”結束后，鄧小平在分析自己為什么能夠在被打倒后的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下來的原因時，除了認為自己是共產(chǎn)主義者、樂觀主義者外，多次提到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和保護。他說：“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我長期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就我個人內心來說，對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實證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來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我個人來說，對個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幫’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還不算，還要把我整死。我的職務是撤掉了，但毛主席還保留了我的黨籍。毛主席指定專人、專門的部隊保護我的安全，并明確交代別人不準插手干預，也就是不準‘四人幫’干預。”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和保護，使鄧小平度過了“文革”中最困難的時期。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欣賞、培養(yǎng)和保護，是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重要因素。如果沒有毛澤東的發(fā)現(xiàn)和欣賞，鄧小平不可能被提拔到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并被兩次作為接班人進行培養(yǎng)；如果沒有長期在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工作的經(jīng)歷，鄧小平不可能積累起必要的經(jīng)驗、資歷和威望；如果沒有毛澤東的信任和保護，鄧小平難以渡過“文革”難關。因此，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功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