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田漢

1949年9月27日，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被確定為代國歌。1966年6月田漢被關押，代國歌的歌詞被禁唱。1978年換上集體填詞的新歌詞，各方面意見很大，且沒有流行開來。1982年恢復原歌詞，并正式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新政協(xié)籌備會登報征集國歌■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籌備會分為六個小組。其中，第六小組負責擬訂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第六小組組長馬敘倫，副組長葉劍英、沈雁冰，組員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沫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陳嘉庚、歐陽予倩、廖承志。

7月4日15時，葉劍英主持召開第六小組第一次會議，決定設立兩個委員會：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由葉劍英、廖承志、李立三、鄭振鐸、張奚若、蔡暢、田漢、翦伯贊組成；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由郭沫若、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組成。會議決定以新政協(xié)籌備會的名義公開征集國旗、國歌，推選郭沫若、沈雁冰、鄭振鐸起草征集啟事，報送籌備會常委會批準發(fā)布。

7月9日，周恩來審閱《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草案）》，當即修改并批復：“照此印送各常委，征求同意。”毛澤東、朱德、李濟深、張瀾、林伯渠、沈鈞儒等表示“完全同意”。7月14日，征集啟事送到人民日報社。《啟事》第三條對國歌的要求是：（甲）歌詞應注意：1.中國特征；2.政權特征；3.新民主主義；4.新中國之遠景；5.限用語體，不宜過長。（乙）歌譜于歌詞選定之后再行征求，但應征國歌詞者亦可同時附以樂譜（須用五線譜）。從7月15日起，《人民日報》《大眾日報》《光明日報》等連續(xù)8天刊登征集啟事，國內外報紙紛紛轉載。

8月5日，馬敘倫在北京飯店六樓大廳主持召開第六小組第二次會議。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決定聘請馬思聰、賀綠汀、呂驥、姚錦新等專家為顧問。選稿工作設在北京飯店413會客室。經過連續(xù)五天的突擊審稿，23日，第六小組召開國歌初選座談會。與會者認為，國歌是代表國家的歌，既要有大眾性又要有莊嚴性，而應征稿件普遍不盡理想。24日10時，馬敘倫在北京飯店六樓大廳主持召開第六小組第三次會議，決定：1.從應征稿中復選13件，排印200份，以備提供參考。2.因復選出的歌詞似尚未臻完善，仍由文藝家繼續(xù)擬制。3.據專家意見，復選提出的歌詞，經常委會通過后即制定曲譜，并登報公布、征求群眾團體試唱后，再作最后選定，但需要相當長時間。此種意見是否可以采納，請常委會決定。

在這次征集中，除國旗征集稿選中五星紅旗外，國徽、國歌征集稿都沒有滿意之作。國徽暫缺無礙大局，而按照國際慣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不能沒有國歌。馬敘倫和沈雁冰在報告中說：國歌征集之稿，足以應選者尚少。必須再行有計劃地征集一次，將選取者制曲試演。向群眾中廣求反應后再行提請決定，非最近時期內可以完成。他們向周恩來提出，擬從現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選國歌。周恩來說：“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最有名的是《義勇軍進行曲》。它是一首鼓舞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國人民呼聲的雄偉歌曲。它有長期歷史，起過鼓舞全國人民斗爭的號角作用，又是大部分人都會唱的歌曲，這是我個人的建議，請第六小組研究并征求委員們的意見。”

■毛澤東拍板代國歌不改歌詞■

在第六小組多次討論會上，不少人推薦《義勇軍進行曲》，但也有人覺得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句應該修改。第六小組決定上報新政協(xié)籌備會，并推選郭沫若等人修改《義勇軍進行曲》。郭沫若當即擬就三段歌詞，于9月13日打印200份。9月17日，新政協(xié)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根據常委會的意見，決定將第六小組負責的國旗、國徽、國歌征集等工作移交給即將召開的政協(xié)會議主席團。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設立由55人組成的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馬敘倫為召集人。截至當日，收到應征國歌曲譜632件，歌詞694首。

9月25日20時，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聽取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問題的意見。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應邀參加。馬敘倫匯報了第六小組關于國歌的討論結果，根據目前情況國歌一時制定不出來，是否可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

畫家徐悲鴻說：有些國家在沒有正式國歌前，往往指定代國歌。蘇聯(lián)建國之初，曾以《國際歌》為代國歌。法國國歌《馬賽曲》就是一支悲壯歌曲，《義勇軍進行曲》與它差不多。抗戰(zhàn)中它喚起了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今天它仍將鼓舞人民以昂揚的精神繼續(xù)前進。

李立三說：《義勇軍進行曲》曲子很好，但詞中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張奚若、梁思成、黃炎培、田漢等人認為這首歌曲已是歷史，為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作修改。周恩來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最后，毛澤東總結說：“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歌詞不要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過時了嗎？我看沒有。我國人民經過艱苦斗爭終于勝利了，但是還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所以還是原詞好。”大家鼓掌表示贊同。會議結束時，全體起立合唱《義勇軍進行曲》。

9月26日，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在北京飯店東餐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在正式國歌定下來之前，暫以《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

9月27日，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體會議通過四個決議案，其中關于國歌的決議案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9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登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詞譜。10月1日15時開國大典，解放軍軍樂隊演奏了《義勇軍進行曲》，這是《義勇軍進行曲》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奏響。

■《義勇軍進行曲》的創(chuàng)作經過■

1931年日軍制造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三省。1932年初又向上海發(fā)動進攻，制造了“一·二八”事變。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不做亡國奴”成了全國人民的心聲。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游擊隊積極抗日外，還涌現出了東北義勇軍、上海市民義勇軍等抗日組織。上海文藝界也掀起了創(chuàng)作救亡電影、救亡歌曲的熱潮，從1931年9月至1935年2月，左翼劇團聯(lián)盟黨團書記田漢創(chuàng)作了20多部宣傳抗日救亡的戲劇、電影，以及幾十首救亡歌曲。

田漢（1898—1968），湖南長沙人，9歲父親病故，1912年就讀于長沙師范學校，1916年考入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1921年，他與郭沫若等組織創(chuàng)造社，倡導新文學。1926年，他在上海與唐槐秋等人創(chuàng)辦南國電影劇社。1928年，他與徐悲鴻、歐陽予倩組建南國藝術學院，同年秋成立南國社，以推進新戲劇運動，并多次到南京、杭州、廣州等地演出。1930年3月，田漢作為發(fā)起人之一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立大會，并被選為執(zhí)行委員。接著，他參加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同年6月南國社被查封，左翼劇團聯(lián)盟改組為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1932年，田漢加入中國共產黨。

上海電通公司是左翼影界人士抗日的陣地，由夏衍、田漢、陽翰笙、于伶等人在幕后領導。1934年12月，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桃李劫》上映，其主題歌《畢業(yè)歌》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成為當時的流行歌曲。第二部電影是田漢編寫梗概的《風云兒女》，反映從東北流亡到上海的兩個青年人奔赴抗日戰(zhàn)場的故事。田漢在影片結尾為主人公、詩人辛白華設計了一首長詩，因“催稿甚急”，長詩只寫了一節(jié)：“起來，不愿意做奴隸的人們，把血肉來筑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每一個人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大炮飛機前進！”

1935年2月19日晚，田漢拜訪即將赴蘇聯(lián)訪問的京劇大師梅蘭芳，剛返回家就被捕了，被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田漢被捕后，另一位共產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風云兒女》的梗概寫成電影劇本。記錄田漢詩稿的那頁薄紙，是稿本的最后一頁，其中“大炮飛機”被茶水浸濕了，辨認不出來，夏衍將其寫成“炮火”。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的詩稿作曲。1933年初，田漢與趙銘彝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算上《義勇軍進行曲》，聶耳與田漢合作了14首歌曲。為了讓曲調和節(jié)奏更加鮮明有力，聶耳和電通公司工作人員孫師毅商量，在不影響歌詞內容的前提下，對田漢的歌詞作了字句上的修改。

聶耳（1912—1935），云南玉溪人。在短暫的一生中，聶耳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貧困之中。出于對音樂的熱愛，他自學了二胡、三弦、月琴、風琴等樂器。1927年，聶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籍，并積極投身到學生運動中，1928年加入共青團。1930年7月，聶耳為躲避追捕，取道越南、香港來到上海。1931年3月，他考進聯(lián)華影業(yè)公司的音樂歌舞學校，接著又考入明月歌劇社，擔任小提琴師。1934年4月，在黨組織安排下，聶耳到英國人經營的百代唱片公司負責錄音，后升任音樂部副主任。他與安娥以灌制唱片為名，錄制了一批進步歌曲的唱片，并灌制了自己創(chuàng)作的22首歌曲。

1935年1月，聶耳出任聯(lián)華影業(yè)公司二廠的音樂部主任，住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258號3樓，開始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田漢自由體的歌詞長短不一，最多的一句有14個字。盡管作曲有相當的難度，但聶耳對田漢充滿戰(zhàn)斗氣勢的歌詞深有同感，認為田漢的歌詞同樣表達了自己的心聲。聶耳對朋友許幸之說，他是受了《國際歌》《馬賽曲》的影響，而《義勇軍進行曲》比《國際歌》更明快，比《馬賽曲》更激昂。后來，田漢說：“聶耳沒有受過正規(guī)的音樂教育，但他天賦甚高，有強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學習。他善于處理別人很不容易駕馭的語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一個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是被認為很不易駕馭的，而他處理得很自然、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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